[发布日期： 2022-07-18 ] [来源： 海南高院 ]
目 录
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17—2019年）…………………………（ 1 ）
审判案例选编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心
诉海南红树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19）
2．文昌市人民检察院诉文昌市农业农村局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21）
3．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 ……………………………………………………………………（23）
4．李某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25）
5．覃某某滥伐林木案 ……………………………………………………………（27）
6．蔡某某污染环境案 ……………………………………………………………（29）
7．陈某非法采矿案 ………………………………………………………………（31）
8．魏某某、肖某某、潘某、方某某非法采矿案 ………………………………（33）
9．海南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诉海南省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
纠纷案 …………………………………………………………………………（33）
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概况（2020） ………………………………………（36）
环境资源案例选编
1．某海运公司、钟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52）
2．陈某等海洋倾废民事公益诉讼案 ……………………………………………（55）
3．海南某公司不服被告海口市琼山区生态环境局、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
府行政处罚纠纷案 ……………………………………………………………（58）
4．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被告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案 ……………………………………………………………………（60）
5．屯昌县生态环境局申请强制执行案 …………………………………………（62）
6．王某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案 ……………………………………（64）
7．林某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 …………………………………（66）
8．李某某、黄某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案 ……………………………………（68）
海口海事法院海洋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18—2020年）……………（71）
典型案例
1．三沙市渔政支队申请执行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行政处罚案…………（85）
2．海口美兰金水门水上游船海鲜酒楼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新港海事处
强制拖离船舶违法案 …………………………………………………………（87）
3．海南蓝海鲍业有限公司诉文昌市生态环境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 ………（90）
4．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被告张某某、章某、徐某某、江某某、
陈某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93）
5．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黄某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95）
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
（2017—2019年）
前 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决策部署和制度安排。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将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海南法院秉持“国家战略海南担当，海南振兴必有我功”的理念，准确把握自贸区港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坚持最严格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全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成绩显著，得到了最高法院江必新副院长和海南省委李军副书记的多次批示肯定。海南法院以深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改革为抓手，牢固树立环境资源司法新理念，不断创新审判工作机制，发掘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海南特色，努力提升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司法治理体系和司法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精心打造“环境资源司法海南样板”。“深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改革，创新推进生态环境修复性司法长效机制建设”被写入海南省委七届二次全会决定、“海南法院全域布局开展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入选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要创新成果，2017年最高法院举办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成果展，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创新举措作为近几年来地方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优秀成果被重点推介和展出。
1．全省法院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三类案件共计5249宗。
（1）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资源刑事犯罪。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全省法院共审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2257宗。各级法院审理一审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①依法惩处非法采矿犯罪，审理涉及非法采砂等各类非法采矿罪案件102宗，积极配合我省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2019年海南法院分别审理了2宗非法采矿罪案件，被告人因其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达人民币4亿元。
②依法惩处滥伐林木、盗伐林木犯罪，审理滥伐林木罪案件605宗、盗伐林木罪151宗，在案件审理中特别注重下沉审判力量在林区居民聚居地开展就地审判，从而教育警示群众、提升依法护林意识，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和林区生态环境。
③依法惩处非法占用农地罪，审理非法占用农地罪96宗，切实保护国家土地资源，积极配合我省多规合一的推进，保证农业用地特别基本农田红线决不突破。
④依法惩处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审理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215宗，依法严格保护海南黄花梨、坡垒等海南特有珍稀动植物资源，严惩非法猎捕、运输、收购水鹿、滑鼠蛇、猕猴等珍贵濒危野生动及制品等犯罪，有效保护海南物种多样性。
⑤依法惩处违法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的犯罪，审理污染环境罪案件15宗，保障人民群众环境健康权益。2015年12月17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我省审理的首例污染环境罪案件彭某涉嫌污染环境罪一案。2019年11月17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梁某、廖某等40名被告人拆解、冶炼蓄电池产生废渣、烟道灰污染环境罪一案，该案创造了我省环境资源刑事犯罪被告人人数最多的历史记录。
⑥依法惩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46宗，重点打击采用电鱼、炸鱼、小尺寸网具捕捞水产品及在禁渔期、禁渔海域捕捞水产品的犯罪行为，促进海洋水产品繁衍生息、永续利用。
⑦依法惩处我国南海三沙海域非法采挖濒危海洋生物砗磲贝案件，2018年省高院指导三沙两级法院审结了符某等8人非法采挖砗磲贝系列刑事案件3宗，该系列案件为我国南海三沙海域首例非法采挖砗磲贝刑事案件，该案的审理既严厉打击了非法采挖砗磲贝非法获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彰显了对南海三沙海域的司法主权，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注重调查研究、走访宣传和判后释明，起到惩防并举、警示教育的良好效果。2019年3月省高院联合海南省检察院、海南海警局出台了《关于办理海上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完善了我省打击海上刑事犯罪各机关衔接配合的程序和机制，进一步加大了海洋环境司法保护力度。
（2）坚持损害担责原则，保护环境资源民事权益，全省法院共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民事案件1906宗。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追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自然资源者的民事责任，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坚持民法总则确立的绿色原则，始终把生态效益放在首位，积极推动土地资源、海洋资源、森林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序利用，妥善处理多规合一、农垦改革等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类环境资源民事纠纷。审理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25宗，促进全省整体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坏。审理土地使用权、农林渔牧承包等纠纷案件415宗，树立保护优先的理念，促进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统一。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782宗，依法保护民营经济和建筑业健康发展，有力保障工程项目建设，依法监督“三同时制度”落实，推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严格落实。
（3）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促进公民守法和依法行政，全省法院共审理各类环境资源行政案件1086宗。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有效防治污染，严格把握证据标准，充分考虑多规合一背景下国土资源规划调整较多的情况，注重现场勘查、严格举证质证程序，提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意识和举证能力。省二中院审结的海南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诉海南省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纠纷案，明确了不能证明取样程序合法的监测报告，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处罚人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主要证据的裁判规则，被最高法院评选为“人民法院十大环境资源典型案例”。通过审理某公司诉文昌市环境资源局水源地保护行政诉讼案件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处罚违法排放行为，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和居民饮水安全。通过审理三亚某公司诉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海域行政处罚一案，在依法支持政府行使环境监督管理职能的同时支持海南重大项目建设，妥善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通过审理某公司诉海口市美兰区环境资源局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依法支持环保行政机关处罚违法处理餐厨垃圾，有力保护红树林湿地环境，省高院还专门就红树林湿地保护进行专项调研，完成了《海南湿地司法保护问题研究》调研报告。
（4）加强指导有序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审判工作，全省法院共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5宗，引导公众依法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弥补行政执法手段不足，审结案件均支持了起诉请求。
大力推动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加强沟通协调，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创新、完善工作方式，全省法院共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各类环境资源公益诉讼32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后，省高院就如何推进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有关具体问题与省检察院进行多次会商，并达成多项共识。近两年来我省法院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公益诉讼占到了绝大多数，案件类型涵盖民事、行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多个种类，保护领域涵盖红树林生态、水源地环境、矿产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多个方面。在案件审理中，既与检察机关相互配合，又充分发挥专业把关作用，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合理合法的诉讼请求判决予以支持，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环境污染破坏零容忍的态度。
畅通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渠道，构建相应诉讼配套机制，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3宗。海南省高院联合海南省财政厅出台《海南省省级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是我省法院第一个通过地方财政支持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由政府财政支持公益诉讼的举措在全国也是较早的创新尝试。2018年12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审结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心诉海南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妥善解决了我省重要湿地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违规设置旅游栈道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果和社会效果，并得到了最高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领导的肯定。
积极推进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理，维护海洋生态环境。海南是我国海洋面积最大省份，守护好蓝色国土的自然生态环境责任重大。因此，我省法院十分重视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2019年1月海口海事法院审结的我省首例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文昌市人民检察院诉文昌市农业农村局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案，既督促了有关行政机关严格履行违规置网监督管理职责，又加大了对违规置网非法捕捞行为的打击力度，从而有力保护禁渔期幼鱼生长，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
2．全省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特点
（1）环境资源案件总量逐年稳步上升。2017年全省法院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323宗，2018年全省法院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912宗，较2017年增加589宗，同比增长44.52%，2019年全省法院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014宗，较2018年增加102宗，同比增长6.28%。环境资源案件总量逐年稳步上升，说明环境资源执法司法力度日益加大，特别是中央环保督查后我省法院以问题为导向审理了一大批环境资源案件，环境资源案件年收案量显著提升，上述数据也说明我省环境资源审判改革成果明显，环境资源审判职能效果日益发挥，环境资源审判整合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三大类诉讼的效果日益凸显
2017—2019年度全省法院环境资源三类案件占比示意图
（2）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总量占比较大。全省法院2017年1月—2019年共审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2257宗，占同期案件总量的43%，同期全省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民事案件1906宗，占同期案件总量的36.31%，同期全省法院审理环境资源行政案件1086宗，占同期案件总量的20.69%。刑事案件占比较高说明全省法院始终保持对环境资源刑事犯罪惩治的高压态势，用最严格司法保护海南的绿水青山，在法定刑范围内从严判处刑罚，积极配合省委省政府开展非法采砂专项整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专项行动，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资源犯罪行为。
2017—2019年度全省法院环境资源案件总量示意图
（3）生态核心区域环境资源案件量占比较大。2017年——2019年全省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量最大分别是省一中院1186宗、省二中院1105宗，两家法院占全省环境资源案件总量的43.65%，省一中院、省二中院辖区覆盖了全省较大部分的生态核心区，涵盖海南四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海南第二大河万泉河流域，辖区森林、植被、野生动物等自然生态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我省对生态核心区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日益增强，但同时部分林区、山区环境法治意识淡漠导致破坏环境刑事案件在局部地区仍较多发，环境资源执法司法的压力仍然较重。
2017—2019年度全省中基层法院环境资源案件前5位的法院案件量示意图
（4）刑事案件中以涉林、涉矿案件占比较大。2017年1月—2019年全省审理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1287宗，其中案件量最大三个罪名分别是：滥伐林木罪605宗，占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47.01%；盗伐林木罪151宗，占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11.73%；非法采矿罪102宗，占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7.93%。上述三类案件占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数量的66.67%。我省作为林业大省森林资源丰富，无证滥伐、盗伐林木进行贩卖、毁林开荒种植经济作物等各类涉林刑事案件发生率较高。同时，自然资源及环境等部门对采砂严格管控、打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力度空前，市场对河砂等矿产资源需求量大，非法采砂等非法采矿犯罪易获得暴利，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非法采矿罪案件在我省南渡江流域、部分近海海域及部分矿产资源丰富的山区发生率较高。
2017—2019年度全省一审环境资源各类刑事案件示意图
（二）深化环境资源审判改革，加强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创新
环境资源审判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作，省高院以环境资源审判改革为抓手，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不断完善审判工作体制和机制。
1．探索环境资源案件跨流域、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根据河流自然流向和自然保护区的分布情况，创造性地对海南五大河流域和四大自然保护区发生的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由河流入海口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对全流域环境资源案件不区分行政区划一律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该项创新举措有力地避免了对跨区域环境污染分段治理、各自为政、治标不治本问题，按照生态系统自然属性和区域特性科学设置司法管辖权，有效破解了行政权力配置与生态系统相割裂、跨行政区划污染不易解决的难题。
2．实现环境资源巡回审判海南全域覆盖。海南法院着眼全省各区域生态保护的地域特点，着重在自然保护区、主要河流流域等生态保护核心区域布局巡回审判机构。截至目前，全省共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和巡回法庭14个，其中设立省高院、省一中院、省二中院、海口中院、三亚中院、海口琼山法院、陵水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7个，设立鹦哥岭、霸王岭、尖峰岭、吊罗山四大自然保护区及万泉河、三亚育才生态区环境资源巡回法庭6个，设立三沙群岛法院环境资源海上巡回法庭1个。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触角已有力延伸至海南的陆地、森林、海洋、岛屿、岛礁，已经形成海南全域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及提级集中管辖布局。“海南法院全域布局开展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已由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办公室甄选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要创新成果。各环境巡回法庭已审理案件51宗，其中鹦哥岭环境资源巡回法庭12宗，霸王岭环境资源巡回法庭14宗，尖峰岭环境资源巡回法庭7宗，三亚育才生态区2宗，万泉河环资境巡回法庭6宗，吊罗山环境资源巡回法庭6宗，三沙海上巡回法庭4宗。海南法院推行环境资源巡回审判以来，为各巡回法庭配备了巡回审判车、巡回审判船舶，并配齐了移动审判设备，深入环境资源纠纷或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发生地开庭审理或进行调解，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讼累，解决了边远山区群众告状难的问题，也实现了环境资源纠纷就地解决，避免部分当事人因不便利等原因无法到庭缺席判决的情况，促进了当事人息诉服判、履行裁判，及时化解了各类环境资源法律纠纷，促进了基层社会和谐安定。
3．实现全省法院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省高院党组高度重视环境资源审判队伍建设，配齐配强环境资源审判队伍，努力打造环境资源案件专责团队和环境资源案件专家型法官团队。在环境资源审判改革中积极探索环境资源审判模式创新，全省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的法院已全部实现了环境资源民事、刑事、行政三大类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各环境资源审判庭均配备了具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类审判业务背景的法官，部分环境资源审判庭还配备了具备执行业务背景的法官，全省环境资源审判队伍的知识结构不断优化，专业能力明显提高，不同专业背景审判人员的配置日益科学化。环境资源法官一专多能的格局已经形成，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水平显著提升，环境资源审判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司法刑事、民事、行政“三位一体”立体保护效果日益凸显，环境资源审判的裁判尺度进一步统一，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充分发挥。
4．创造性地开展环境资源恢复性司法。海南法院创造性地采用了恢复性司法裁判方式，在判处被告人刑罚的同时，责令其就地或异地补植林木、恢复土地原状、整治受污染水流等，实现环境资源审判修复生态的司法目的。我省法院判处缓刑采用恢复性司法的刑事案件共255宗，涉及被告人287人，判令被告人恢复生态补植树木190882株，按照造林行株距3*5米即每亩种植44株的较高造林密度计算，相当于补种林地4338.23亩，判令以增殖放流形式放流鱼苗、虾苗、甲壳类共计1387768尾。在作出裁判后积极联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林业部门、水务部门和科研院所等对被告人履行修复义务的完成数量、质量、效果进行全面检测评估，全程跟踪督促被告人全面充分地履行判决确定的生态务修复义务，确保环境修复取得实效，形成了“破坏一判罚-修复一监督”完整闭环。
5．加强联动机制建设，推动环境资源保护多元共治。
（1）建立协调联动机制。2017年省高院牵头联合省人民检察院及各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能的16个部门，建立了海南环境资源执法司法协调联动机制，并牵头召开了海南环境资源执法司法联席会议。
（2）完善联动制度规范。针对环境资源执法司法的新形势，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环境资源刑事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的补充意见（试行）》《关于办理海上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全省法院与各相关部门在环境资源执法司法方面的素能均得到提升，环境资源执法司法理念更加统一，环境资源多元共治的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
（3）专项行动步调一致，疑难案件深入会商。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积极服务保障大局，在“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央环保督查”、“扫黑除恶”、“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等重大专项工作中，与公安、检察、环保、林业、海洋、水务、海警等部门之间步调一致、充分协调联动，做到了环境资源案件审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2017年以来，全省法院与各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能部门分别就我省海域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的定罪量刑问题、猎杀某人工养殖的动物是否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有关问题等多个议题，与森林公安、海警、检察机关等部门进行了20多次专业会商，形成了多项共识。
（4）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坚持在环境资源审判中发现问题、研究对策，向全省各级政府提出环境资源司法建议15件次。先后就国有土地的收回与利用、海岸带治理、水源地环境保护、红树林湿地生态保护、打击禁渔期非法捕捞等专门问题提出司法建议，上述司法建议普遍得到采纳，有关部门已针对司法建议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三）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加强组织和人才保障
1．推进专门审判机构建设。设立专门机构是实现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的核心，2010年7月海南省高级人民环境保护审判庭（后更名为环境资源审判庭）作为全国省级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家环境资源审判庭率先设立，以此为契机，按照确有需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的原则，推动建立专门化审判体系。截止目前，全省共有7家法院成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海口海事法院海事庭履行其管辖范围内环境资源审判职责，设立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及海上巡回法庭7个，设立环境资源合议庭1个。
2．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充实力量，培养适应归口审理模式需求的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队伍。目前，全省各级法院环境资源审判部门现共有人员97名（含聘用人员），其中法官39名、法官助理28名、书记员29名，法警1名，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32名（含在职学历），占全部人员的32.99%，具有本科学历的59名，占全部人员的67.01%，大部分干警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国家重点院校。
3．推动环境资源审判制度体系化建设。将制度创新和制度体系化建设作为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着力点，不断摸索完善案件审理机制，全面提升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专门化水平，为全省环境资源司法提供系统化规范指引。2017年以来，省高院单独或牵头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了9项环境资源司法专项制度，仅2019年就先后出台了《全面加强新时代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加强海南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指导意见》《关于办理海上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三个规范性文件，其中《加强海南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指导意见》为全国法院制定的首个加强海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专项制度。
4．建立环境资源司法专家智库。针对环境资源案件专业性强的特点，省高院联合省司法厅、省环保厅等部门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全省统一的环境资源鉴定机构、鉴定人名录及海南省环境资源专家库，涵盖污染物性质鉴定、地表水、大气、地下水、土壤、海洋与海岸带、生态系统等九大领域的298位专家。通过邀请专家出庭、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调解、执行回访监督、开展培训等方式，为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提升全省环境资源审判队伍专业素能。
（四）加强宣传工作，提升社会公众环境资源保护意识
海南法院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扎实开展环境资源法治宣传活动，2017年以来召开新闻发布会20余次，组织各类环境法治宣传活动60余次，发放环境资源法治宣传手册1600余份。
1．全面开展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我省法院注重以案释法，全面开展巡回审判，把移动法庭设置在海监船只上，实现环境审判力量下沉、环境案件及时就地审理、环境法治就地宣传，邀请乡镇干部、附近居民等旁听身边发生的案件庭审，教育和警醒广大群众遵守环境资源法律，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环境资源审判“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日益凸显。
2．重要时间节点、社会高度关注案件重点开展宣传，扩大环境法治宣传影响力。海南法院近年来坚持在6·5环境日、6·8世界海洋日、12·4宪法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系列法治宣传活动，并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重大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等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进行重点宣传。通过举办专题展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集中开展庭审、环境法治开放日、环境法治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等多种方式做好环境司法宣传。
3．坚持拓宽普法渠道、主动适应新媒体时代，满足公众环境法治新期待。全省法院注重在环境司法宣传中运用大数据、媒体，不断加强环境司法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通过运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方式开展环境司法宣传的同时，运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环境司法宣传，极大地拓宽了环境司法宣传的受众面和影响面。
二、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与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1．审判专业化仍待提高。审判队伍环境资源专业能力仍需提升，审判经验积累不足，特别是法官在环境资源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化的审判。此外，在司法改革压缩机构的背景下，如何保证生态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发展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2．审判工作机制体系尚不完善。对于环境损害案件存在的损害事实认定难、损失鉴定难、举证责任分配难以及“三合一”的诉讼程序、公益诉讼如何规范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各法院判决的赔偿金、修复费用的管理、使用问题做法不一，需要进行规范。
3．环境资源执法、司法衔接机制不够顺畅。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对犯罪构成、证据标准、责任方式认识不统一。在案件处理上，有的行政执法机关存在以罚代刑的情况，有的法院缓刑适用比例偏高，影响了打击力度。在修复性判决履行过程中，法院缺乏判断修复情况的专业能力，需与有关部门加强联动。一些损害环境的行为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关，衡平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和保护环境资源的能力仍需提升。
4．部分领域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仍不够充分。政府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尚未开展，在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典型案例较少，海洋环境司法力度仍需加强，环境资源司法能力与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求仍有差距。
三、推进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思路
在今后的工作中，全省法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海南绿色崛起保驾护航。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抓好执法办案。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切实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认真落实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的政策，依法实施环境资源民事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监督和支持环境资源行政执法部门严格执法，依法从严惩处就是服务和保障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落实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涉及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案件的审判工作，全力配合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重大典型案件审理，确立裁判规则。大力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打造有影响力的案例。
2．加强调研指导。加强上下联系沟通，及时发掘和推广典型案例和工作经验。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研，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制定《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指导意见》，通过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努力形成审理生态环境损害案件海南经验。
3．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建立健全环境资源保护联动机制，推动完善环境资源司法鉴定和损害评估机制，支持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和省、市政府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
4．加强宣传工作。加大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力度，加强与媒体联系，用好“两微一端”新媒体，扩大海南环境资源审判的影响力。
5．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继续推动全省法院环资审判机构全覆盖。协调好三沙法院与海口海事法院管辖上的分工，打造海洋环境资源国际化审判团队。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充实专家陪审员队伍，不断提高法官的环境司法能力。
案例1：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心诉海南红树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13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心向海口中院起诉，认为海南红树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商业经营为目的，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建设木栈道，严重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遂请求法院判令海南红树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停止侵害，立即拆除木栈道，恢复原状及赔偿由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等。
【裁判结果】
2017年12月9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心以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原告的诉讼目的已达到为由向海口中院提出撤诉申请。海口中院依法裁定准许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心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该案系由环保公益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系我国建立的第一个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亦是海南著名的风景区，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为当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及不少的就业岗位，该案的审理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秉持环境保护优先的理念，多次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并耐心细致地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经过努力，政府相关部门依法拆除了保护区内的木栈道，双方当事人亦达成了和解，原告据此撤回了起诉，实现了案结事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案例2：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诉文昌市农业农村局
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在文昌市冯家湾调查时发现海域内有大量违法定置网，于2018年4月25日向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对辖区内所有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定置网依法进行清理，并对非法捕捞行为进行处罚。虽然文昌市农业农村局为此开展了专项清理行动，但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在跟进监督时发现文昌部分海域内仍有违法定置网，遂于2019年1月9日以文昌市农业农村局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为由诉至海口海事法院，请求确认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对其辖区海域内的违法定置网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令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在六个月内继续履行法定职责。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认为，被告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在对违法定置网的查处过程中，未能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正确履行监管职责，对违法定置网的处置措施、执法程序存在不当或违法，使得其辖区海域的违法捕捞行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普遍存在，导致渔业资源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被告对其辖区海域内的违法定置网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鉴于被告辖区海域内至今仍存在违法定置网，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查处定置网的法定职责具备客观条件和现实意义。故判决责令被告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履行查处其辖区海域内违法定置网的法定职责。宣判后，各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
海南作为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和海洋大省渔业大省，应当用最严格的司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寄语海南，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查处违法定置网对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被告作为渔业监督管理部门，应依法继续查处其辖区海域内的违法定置网，坚决遏制违法定置网的蔓延态势，切实保护辖区海域内的渔业资源。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依法督促渔业监督管理部门履行环境治理职责，海事法院通过行政裁判监督渔业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行环境监督管理职责，从而有效形成了海洋环境资源保护执法司法合力的进一步凝聚。
案例3：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
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自2005年起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在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的情况下即开展橡胶加工和销售业务，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厂房附近未采取任何防渗漏措施的坑塘内，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违法排污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海口中院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的情况下，即将橡胶加工项目投入生产、运营，并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径直排放。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违反“三同时”制度和环评要求，违法生产；生产废水未经处理，超标排放。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的排污行为造成周边生态环境的损害，构成环境污染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鉴定结论可作为认定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应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遂判决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应急处置费用363395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337316元、鉴定费268000元、专家咨询费7504.15元，合计976215.15元，以上款项支付至澄迈县财政局财政性资金账户。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此案是我省首例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重大案件，充分发挥了检察机关维护环境公共权益的职能作用，促使环境污染责任人依法及时履行环境赔偿义务，同时对如何保护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有着重要的司法指引作用。橡胶业是海南基于国家战略发展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海南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促进海南橡胶业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促进橡胶产业走上节能环保的集约化经营道路，这是我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服务保障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具体体现。
案例4：
李某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底，被告人李某某携带砍刀等物品进入海南鹦哥岭保护区南开片区32号小班内，查看其以前放的铁夹是否捕获到猎物，发现其中一个铁夹捕获到一只像山鸡的猎物。李某某收起7个布置在现场的铁夹，还剩下两个铁夹，并用火将猎物羽毛烧光烤干整理好后和铁夹一起放在自己上山带的编织袋里，在次日下山的途中被巡山的护林员刘某等人发现并查获其随身携带的猎物等物品，护林员让李某某销毁还没有收走的两个铁夹。经鉴定，被告人李某某猎捕、杀害的动物为孔雀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裁判结果】
被告人李某某非法猎捕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级野生动物孔雀雉，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李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依法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李某某的作案工具及赃物依法予以收缴。根据被告人李某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某某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二、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五个小铁夹、二个中铁夹、二个大铁夹、一个布设铁夹的辅助工具、一把砍刀，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扣押的赃物孔雀雉死体，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典型意义】
孔雀雉分布于亚洲、热带、亚热带地区，我国仅有灰孔雀雉和海南孔雀雉，其中海南孔雀雉为中国特有种，仅见于海南岛西南部山林中。孔雀雉为濒危物种，数量稀少，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物是国家的一项宝贵的自然资源，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以及政治价值。当今，在一些地方食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问题突出，不法分子逃避森林公安机关监管进行非法捕杀保护野生动物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对非法捕猎濒危物种的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本案案发地为海南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属于禁猎区。本案被告人进入禁猎区，在未取得特许捕猎证的情况下，非法使用放置铁夹的方式进行捕猎。在捕获猎物后，还使用火将猎物烤干。鉴于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综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犯罪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体现我省保护珍贵、濒危动物物种资源的决心，以及从严打击非法捕猎珍贵、濒危物种的刑事政策。
案例5：
覃 某 某 滥 伐 林 木 案
【基本案情】
2001年12月28日，被告人覃某某与琼海市阳江镇上科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在上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牛路岭库区南药场种植槟榔。2002年下半年，覃某某雇请工人用3个月时间将原有的作物、杂草、灌木及幼树清理干净后，并种植槟榔苗约2万株，2009年开始摘槟榔果。种植槟榔苗后，因杂草、小树生长很快，覃某某每年都雇请工人进行砍伐。2015年3月18日，覃某某第一次向上科村委会缴纳2002年至2014年的土地租金33540元。2017年12月，覃某某再次雇请5名工人对槟榔园里自然生长的灌木、幼树进行砍伐，并用除草器清除杂草。经鉴定，被伐幼树6481株。另查明，覃某某让其家人重新在毁林地段补种了马占相思树树苗和木麻黄树苗8700株，经万宁市林业局营林股工作人员测量和验收，树苗的存活率达100%。
2018年7月17日，万宁市森林公安民警到覃某某的家中，向其出示传唤证后，当场将覃某某从家里带至该局青皮林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裁判结果】
被告人覃某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覃某某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砍伐幼树6481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50至100立方米或者幼树2500至5000株为起点。故覃某某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滥伐林木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覃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在案发后，让其家人重新在毁林地段补种林木，修复生态。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其上述情节，判决被告人覃某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体现了惩罚与教育相统一的原则。
案例6：
蔡 某 某 污 染 环 境 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23日，被告人蔡某某作为投资人、负责人成立了海口永兴好益民生物安全处理中心（以下简称：好益民中心），主要经营肉类、食品、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等业务。好益民中心成立后，海南省科学技术厅（以下简称：省科技厅）经派员到好益民中心考察后，与该中心协商，由好益民中心统一处理我省实验动物尸体。从2015年至2017年，该中心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与经省科技厅推荐的6家药业公司和1家药物研究所签订《实验动物尸体处理协议》，接收、处理的实验动物尸体共7.1809吨。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某某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7.1809吨，严重污染环境，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涉案的实验动物尸体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因《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未明文将实验动物尸体列入到名录中，故涉案的实验动物尸体是否属于“危险废物”，需要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才能确定。因公诉机关表示无法进行鉴定，故无法认定涉案的实验动物尸体属于危险废物；经省环保厅请示环保部土壤司，环保部土壤司也不将实验动物尸体认定为危险废物。因此，涉案的实验动物尸体若作为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对象定性为危险废物，证据不足，故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蔡某某犯污染环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最终作出被告人蔡某某无罪判决，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本案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我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应当用最严格的司法保护生态环境，全省法院始终保持对环境资源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在法定刑范围内依法从严判处刑罚，从而有效威慑各类环境资源犯罪行为。但是，刑罚必须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刑事司法的应当坚守的基本准则。本案是因处理动物尸体涉嫌危险废物处理污染环境案，在无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动物尸体属于危险废物的情况下，因证据不足法院最终做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切实保障了无罪的人不受刑事处罚，落实了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彰显了法院的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案例7：
陈 某 非 法 采 矿 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17日，陈某与儋州市雅星镇飞巴村民委员会打老村小组签订清理重建南村山塘水库协议。其后至2018年2月11日，陈某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雇佣他人使用挖掘机、铲车等设备非法开采花岗岩风化型建筑用山砂矿3,419立方米，价值153,099.5元。期间，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先后两次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责令陈某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陈某销售非法开采的矿产品共得款111,905.5元。案发后，陈某主动接受调查，如实供述其非法采矿的事实。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陈某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153,099.5元，情节严重。陈某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陈某销售非法开采的矿产品所得款项111,905.5元系违法所得。判决：一、陈某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追缴陈某违法所得111,905.55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随案移送的陈某犯罪所用的采砂售砂情况记录一本及VIVO X9牌手机一部，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典型意义】
矿产资源，是指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具有利用价值的，呈固态、液态、气态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的形成需要经过数百万年乃至数亿年地质作用，可以说在相对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不可再生性。随着国家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们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大，矿产资源的价格一路上扬，不少犯罪分子为了获取巨额非法利益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由于矿产资源天然赋存于地壳内部或者地表，非法采矿行为同时对矿区周边环境资源破坏严重，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本案中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严重，同时又具有自首情节，裁判坚持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予以量刑，并处罚金并追缴违法所得对犯罪分子予以经济上的制裁，对其因犯罪取得的经济利益依法予以剥夺。裁判结果彰显了海南法院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努力推进海南自由贸易区（港）建设的决心。
案例8：
海南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诉
海南省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5日，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琼环监字［2013］第153号《监测报告》（简称153号《监测报告》）。海南省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简称儋州环保局）根据该《监测报告》，认为海南桑德水务有限公司（简称桑德水务公司）涉嫌违法排放水污染物，于2014年4月16日拟对桑德水务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桑德水务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申请。同年6月16日，儋州环保局作出被诉儋土环资罚决字［2014］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简称47号处罚决定），对桑德水务公司处以2013年5月应缴纳排污费二倍的罚款177719元。儋州市人民政府经复议后对47号处罚决定予以维持。桑德水务公司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撤销47号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儋州环保局作为儋州市环境保护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违法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采样是本案监测的必经程序。但儋州环保局未能提供采样记录或采样过程等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其采样程序合法，进而无法证明送检样品的真实性，直接影响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因此，儋州环保局在没有收集确凿证据证实样品来源真实可靠的情况下，仅以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的153号《监测报告》认定桑德水务公司超标排放废水，主要证据不足。儋州环保局于2014年6月16日同时分别对桑德水务公司2013年1月14日和5月22日超标排放行为给予二次处罚，程序违法。被诉47号处罚决定只给予桑德水务公司罚款，未责令桑德水务公司限期改正，行政处罚行为明显不当。一审法院判决撤销47号处罚决定，由儋州环保局承担诉讼费用。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153号《监测报告》的合法性是审查本案被诉环保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是否清楚的基础。由于153号《监测报告》的取样程序违法，不能作为认定桑德水务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事实的主要证据。而除153号《监测报告》外，儋州环保局没有进行相关调查，并且违反查处分离的规定，程序违法。47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环保行政处罚纠纷，涉及对环保行政处罚行为所依据证据的审查认定，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意义。近年来，各级环保行政执法部门加大了生态环境违法案件的行政执法力度，有效遏制了环境持续恶化的基本态势。但从法院审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情况看，环保行政执法不同程度存在执法不规范，“重结果、轻程序”等问题。环保行政执法部门在环境监测过程中，应重视环境监测程序的合法性，特别是在涉及水污染的环保处罚案件中，被检测标本的取样是否合乎技术规范，直接影响该标本检测结果正确与否。因此，《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专门进行对现场调查取样程序作了规定，要求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并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
本案例入选人民法院十大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典型案例，明确了不能证明取样程序合法的监测报告，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处罚人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主要证据的裁判规则。本案判决体现了人民法院对环保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对于推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职权、促进依法行政具有积极作用。
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概况
（2020）
2020年，海南法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以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为抓手，以环境资源审判改革创新为动力，准确把握自贸区港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战略定位，用最严格的生态环境司法确保海南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全力服务和保障建设生态环境世界一流的自由贸易港工作大局。
牢固树立环境资源司法新理念，不断创新审判工作机制，发掘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海南特色，努力提升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水平，精心打造“环境资源司法海南样板”，继续发挥“全域覆盖环境资源巡回审判”作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要创新成果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审理了一大批非法采砂、围海造田、破坏海岸带环境、盗伐滥伐林木、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倾倒废物等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案件，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绿色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司法保障水平，回应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海南法院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在中央环保督查、全国海洋环境督查、海南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等专项工作中，锐意创新，担当作为，为海南环境资源地方立法和行政执法建言献策。注重调查研究，主动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在第四届全国环境资源审判优秀业务成果评选活动中，海南法院干警撰写的《合同履行绿色规则的规范分析》《海洋行政公益诉讼中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的认定》及2019琼0107行初47号判决书，分获调研报告类、案例类、裁判文书类二等奖，《李立勇不服海口市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强制案》入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一、海南法院环境资源案件审理基本情况
2020年，全省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三类案件共计2674宗，其中刑事案件905宗、民事案件1542宗、行政案件227宗。
图一 案件审理基本情况
1．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资源刑事犯罪。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全省法院共审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905宗。各级法院审理一审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1）依法惩处非法采矿犯罪，审理涉及非法采砂等各类非法采矿罪案件63宗，积极配合我省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有力保护我省河道、海域、海岸带环境。琼山区法院审理的魏某等4名被告人非法采矿案中，魏某在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且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海南西南浅滩附近海域开采海砂，在被告人魏某的计划和指挥下，被告人肖某某驾驶海砂船并担任船长参与采砂，被告人潘某负责联系、协调和接驳海砂，被告人方某谋负责监工、协调、检查海砂质量。涉案海砂资源储量共计为10843.52立方米，涉案海砂经拍卖，总价款390366.72元。琼山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魏某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且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采挖海砂，情节严重，构成非法采矿罪，其余三名被告人与魏某构成共同犯罪，上述4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2）依法惩处滥伐林木、盗伐林木犯罪，审理滥伐林木罪案件133宗、盗伐林木罪案件20宗，审理该类案件特别注重下沉审判力量在林区居民聚居地开展就地审判，从而教育警示群众、提升依法护林意识，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和林区生态环境。海南省一中院审理的曾某等11人盗伐林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系在吊罗山核心区盗伐林木的刑事案件，受审的11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在案发当地“以案说法”的庭审模式，既能及时惩罚震慑犯罪分子，又能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良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增强了环境资源审判的影响力。充分体现了海南法院助力自贸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严惩破坏国家林业资源、损害生态环境行为的决心。
（3）依法惩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审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96宗，切实保护国家土地资源，积极配合我省多规合一的推进，保证农业用地特别基本农田红线决不突破。琼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符某等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中，被告人符某、梁某、杨某、被告单位海口某物流有限公司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分别造成耕地重度破坏63亩、29.09亩、18.35亩、11.03亩，被告人均已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六个月到三年的刑罚，被告人对已被破坏的土地进行复垦，并达到种植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犯罪行为造成的生态破坏。
（4）依法惩处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审理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215宗，依法严格保护海南黄花梨、坡垒等海南特有珍稀动植物资源，严惩非法猎捕、运输、收购水鹿、滑鼠蛇、猕猴等珍贵濒危野生动及制品等犯罪，有效保护海南物种多样性。同时，海南法院按照我国作为缔约国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规定，严厉打击跨境走私野生动植物及动植物制品犯罪行为。在海口中院审理的李某某、黄某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中，两名被告人通过包裹邮寄方式从香港走私入境象牙制品，经鉴定，现场查获的两根象牙为现代象原牙，共价值50万元，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两被告分别被判处五年和三年有期徒刑。
（5）依法惩处违法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的犯罪，审理污染环境罪案件6宗，保障人民群众环境健康权益。海口中院在2020年审结的被告人陈某华等40人犯污染环境罪一案，该案系海口中院受理的首宗公诉机关以污染环境罪罪名起诉的案件，该案被告人人数众多，案情较为复杂，且需在异地开庭审理。海口中院与澄迈县法院通力合作，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完成了庭审工作，有力打击了拆解、冶炼蓄电池产生废渣、烟道灰污染空气、水体、土壤的犯罪行为。
（6）依法惩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48宗，重点打击采用电鱼、炸鱼、小尺寸网具捕捞水产品及在禁渔期、禁渔海域捕捞水产品的犯罪行为，促进海洋水产品繁衍生息、永续利用。省一中院审理的符某强等12人非法捕捞水产品11宗案件，12名被告人分别驾驶渔船到文昌附近海域机轮拖网禁渔区内，采用电力设备或使用不符合农业部规定的渔具进行拖网捕捞作业，共捕捞水产品98.72斤到4280斤不等，被公安机关查获。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并判令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以增殖放流形式对其损害的海洋生态恢复原状，若不能恢复原状的，则一次性缴纳7084元至101635.46元不等的生态修复费用。该11宗系列案在依法惩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加强环境保护的同时，积极探索生态恢复性司法举措，有效促进生态修复。该案最终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中国海警局直属第四局、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等共同执行，12名被告人流放鱼虾苗中702770尾。
2．坚持损害担责原则，保护环境资源民事权益，全省法院共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民事案件1542宗。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追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自然资源者的民事责任，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坚持民法总则确立的绿色原则，始终把生态效益放在首位，积极推动土地资源、海洋资源、森林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序利用，妥善处理多规合一、农垦改革等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类环境资源民事纠纷。审理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23宗，促进全省整体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坏。审理航道、港口疏浚合同纠纷案件15宗，船坞、码头建造合同纠纷案件4宗，海洋开发利用纠纷案件3宗，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案件2宗，港口作业纠纷案件1宗，有力保护海洋及港口环境。审理土地使用权、农林渔牧承包等纠纷案件5宗，树立保护优先的理念，促进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统一。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1489宗，依法保护民营经济和建筑业健康发展，有力保障工程项目建设，依法监督“三同时制度”落实，推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严格落实。
3．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促进公民守法和依法行政，全省法院共审理各类环境资源行政案件1086宗。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有效防治污染，严格把握证据标准，充分考虑多规合一背景下国土资源规划调整较多的情况，注重现场勘查、严格举证质证程序，提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意识和举证能力。琼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海南某塑料有限公司不服行政命令纠纷案，原告经营的塑料制品加工项目存在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验收即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违法事实，龙华区生态环境局于2018年6月对该公司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自接至本决定书之日起8个月改正违法行为，办理完成项目环境设施竣工验收手续。该公司不服该决定书，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其从未投入生产，仅仅是做研发工作，诉讼请求撤销龙华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琼山区法院认为，原告经营的塑料制品加工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验收即擅自投入生产违反了“三同时”制度，龙华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因此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省一中院在审理海南某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不服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非诉行政行为申请执行审查案件一案时，依法及时审查，结合有关证据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释法析理，依法支持了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关于申请执行行政罚款的主张，同时，在裁判文书送达后，注重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及生产者延伸责任，充分发挥了环境资源案件在生态保护中的惩戒和价值引领功能。海口中院在审理海南某家具有限公司与海口市秀英区生态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中，发现该家具有限公司在诉讼期间自行申请注销并已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登记。针对污染环境的被处罚企业可能通过注销企业来规避行政处罚的此类情况，海口中院依法向海口市秀英区生态环境保护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该局在对被处罚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同时，可发函至办理该企业注册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附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该企业已被行政处罚，在处罚执行完毕之前对该企业暂缓核准注销登记。
4．加强指导有序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审判工作，全省法院共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59宗，其中民事公益诉讼41宗、行政公益诉讼5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13宗，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49宗、有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10宗。通过审理各类公益诉讼，教育和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维护公共环境权益，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环境资源保护职能，营造环境治理多元参与的氛围。
图二 环境公益诉讼审判工作基本情况柱状图
图三 环境公益诉讼审判工作基本情况扇形图
海南法院审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院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共计49宗，在审理该类案件中海南法院始终准确把握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权行使的后置性特点，依法审查民事公益诉讼尤其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公告程序以及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的履行情况，妥善处理好适格社会组织加入诉讼、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诉讼等问题。同时海南法院着力畅通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渠道，构建相应诉讼配套机制，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10宗。海口海事法院审理的省二分检诉某海运公司、钟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非法采砂者钟某已构成刑事犯罪另案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其造成的环境损害仍需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因此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损害责任民事公益诉讼，真正做到了“损害担责”和“生态修复”。该案明确了承运人对运输物品来源合法性的注意义务，在明知或应知运输的海砂来源不合法仍然运输，需对环境侵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强调了承运人承担环境损害连带责任，有助于打击非法采砂下游相关违法行为，扎牢整治非法采砂的笼子。该案还重申了“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明确行政处罚不能与民事赔偿抵销的原则，旨在防止对于环境损害一罚了之，防止环境损害民事侵权责任担责缺位。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决的陈某等海洋倾废民事公益诉讼案，作为首例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严格落实损害担责原则，认定土石方倾倒的承包方、发包方、 实际施工人构成共同侵权，判令三方对海上倾废承担连带责任共计赔偿环境污染损860.064万元，强化对侵权人的追责力度。
积极推进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维护海洋生态环境。海南是我国海洋面积最大省份，守护好蓝色国土的自然生态环境责任重大。海口海事法院审结的我省首例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文昌市人民检察院诉文昌市农业农村局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案，既督促了有关行政机关严格履行违规置网监督管理职责，又加大了对违规置网非法捕捞行为的打击力度，从而有力保护禁渔期幼鱼生长，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该案于2020年入选第九届（2019）十大公益诉讼和2019年度“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典型案例。
（三）审判队伍机构建设基本情况
海南法院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充实力量，培养适应归口审理模式需求的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队伍。目前，全省各级法院环境资源审判部门现共有人员98名（含聘用人员），其中法官39名、法官助理28名、书记员29名，法警1名，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33名（含在职学历），占全部人员的33.67%，具有本科学历的59名，占全部人员的66.33%。
海南法院着眼全省各区域生态保护的地域特点，着重在自然保护区、主要河流流域等生态保护核心区域布局巡回审判机构。截至目前，全省共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和巡回法庭14个，其中设立省高院、省一中院、省二中院、海口中院、三亚中院、海口琼山法院、陵水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7个，设立鹦哥岭、霸王岭、尖峰岭、吊罗山四大自然保护区及万泉河、三亚育才生态区环境资源巡回法庭6个，设立三沙群岛法院环境资源海上巡回法庭1个。
二、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全域推行环境资源案件跨流域、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
海南法院根据河流自然流向和自然保护区的分布情况，创新性地对海南五大河流域和四大自然保护区发生的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由河流入海口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对全流域环境资源案件不区分行政区划一律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由海口市中院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南渡江流域环境资源案件，由海南省一中院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万泉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由海南省二中院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昌化江流域环境资源案件，由三亚中院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宁远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由陵水法院集中管辖陵水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该项创新举措有力地避免了对跨区域环境污染分段治理、各自为政、治标不治本问题，按照生态系统自然属性和区域特性科学设置司法管辖权，有效破解了行政权力配置与生态系统相割裂、跨行政区划污染不易解决的难题。
（二）全域覆盖环境资源巡回审判
如前所述，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触角已有力延伸至海南的陆地、森林、海洋、岛屿、岛礁，海南全域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及提级集中管辖布局已经形成。“海南法院全域布局开展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已由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办公室甄选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要创新成果。2018年1月——2020年12月，全省法院各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审理案件365宗，其中环境资源刑事案件358宗、环境资源民事案件2宗、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5宗。海南法院推行环境资源巡回审判以来，为各巡回法庭配备了巡回审判车、巡回审判船舶，并配齐了移动审判设备，深入环境资源纠纷或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发生地开庭审理或进行调解，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讼累，解决了边远山区群众告状难的问题，也实现了环境资源纠纷就地解决，避免部分当事人因不便利等原因无法到庭缺席判决的情况，促进了当事人息诉服判、履行裁判，及时化解了各类环境资源法律纠纷，促进了基层社会和谐安定。
（三）全域实现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
海南法院牢牢扭住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这个牛鼻子，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已经全面实现环境资源民事、刑事、行政三大类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各环境资源审判庭均配备了具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类审判业务背景的法官，部分环境资源审判庭还配备了具备执行业务背景的法官，全省环境资源审判队伍的知识结构不断优化，专业能力明显提高，不同专业背景审判人员的配置日益科学化。环境资源法官一专多能的格局已经形成，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水平显著提升，环境资源审判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司法刑事、民事、行政“三位一体”立体保护效果日益凸显，环境资源审判的裁判尺度进一步统一，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充分发挥。
图四 环境资源审判海南特色示意图
（四）全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改革制度集成创新
海南法院因应自贸区港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求，将审判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推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重要抓手。单独或联合省法制办、公安、检察、司法、环保、国土、水务、林业、农业、海洋与渔业、交通运输等17家单位先后出台各类环境资源改革制度9项，内容涵盖环境资源跨区域集中管辖、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环境公益诉讼审判、环境资源鉴定机构专家鉴定人、环境资源执法司法协调联动机制、海洋环境资源执法司法管辖衔接机制等多个方面，为我省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提供了系统全面的制度指引，实现了海南环境资源审判改革制度系统化集成创新。
（五）大力推行环境资源恢复性司法
海南法院创造性地采用了恢复性司法裁判方式，在判处被告人刑罚的同时，责令其就地或异地补植林木、恢复土地原状、整治受污染水流等，实现环境资源审判修复生态的司法目的。2018年1月——2020年12月，全省法院判处缓刑采用恢复性司法的刑事案件共372宗，涉及被告人481人，判令被告人恢复生态补植树木222572株，判令以增殖放流形式放流鱼苗、虾苗、甲壳类共计702770尾，判令被告人修复农田204.58亩。在作出裁判后积极联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林业部门、水务部门和科研院所等对被告人履行修复义务的完成数量、质量、效果进行全面检测评估，全程跟踪督促被告人全面充分地履行判决确定的生态修复义务，确保环境修复取得实效，形成了“破坏一判罚-修复一监督”完整闭环。
图五 环境资源恢复性司法情况图
（六）协调联动着力推动环境资源多元共治
海南省高院牵头联合省人民检察院及各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能的16个部门，建立了海南环境资源执法司法协调联动机制，并牵头召开了海南环境资源执法司法联席会议。全省法院与各相关部门在环境资源执法司法方面的素能均得到提升，环境资源执法司法理念更加统一，环境资源多元共治的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积极服务保障大局，在“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央环保督查”“扫黑除恶”“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等重大专项工作中，与公安、检察、环保、林业、海洋、水务、海警等部门之间步调一致、充分协调联动，做到了环境资源案件审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与兄弟法院签订海洋环保合作协议，构筑“北部湾-琼州海峡”海洋环保联动平台，海口海事法院与广州海事法院、北海海事法院签订《北部湾-琼洲海峡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互动合作协议》，建立司法协作联动、跨域重大与敏感案件协调、司法协同调研、资源信息共享等全方位配套机制，形成“北部湾-琼州海峡”海洋环保协作平台，共同为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坚持在环境资源审判中发现问题、研究对策，向全省各级政府提出环境资源司法建议20件次，先后就国有土地的收回与利用、海岸带治理、水源地环境保护、红树林湿地生态保护、打击禁渔期非法捕捞等专门问题提出司法建议，上述司法建议普遍得到采纳，有关部门已针对司法建议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三、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与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审判专业化有待提高
审判队伍环境资源专业能力仍需提升，审判经验积累不足，特别是法官在环境资源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化的审判。此外，在司法改革压缩机构的背景下，如何保证生态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发展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审判工作机制体系尚不完善
对于环境损害案件存在的损害事实认定难、损失鉴定难、举证责任分配难以及“三合一”的诉讼程序、公益诉讼如何规范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各法院判决的赔偿金和修复费用的管理及使用做法不一，需要进行规范。
（三）环境资源执法、司法衔接机制不够顺畅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对犯罪构成、证据标准、责任方式认识不统一。在案件处理上，有的行政执法机关存在以罚代刑的情况，有的法院缓刑适用比例偏高，影响了打击力度。在修复性判决履行过程中，法院缺乏判断修复情况的专业能力，需与有关部门加强联动。一些损害环境的行为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关，衡平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和保护环境资源的能力仍需提升。
（四）部分领域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仍不够充分
政府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尚未开展，在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典型案例较少，海洋环境司法力度仍需加强，环境资源司法能力与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求仍有差距。
四、2021年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工作思路
海南法院要认真落实最高法院关于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各项部署，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找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与海南自贸港及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契合点，围绕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及生态环境世界一流的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大局，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两山”理念，努力开创海南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新局面。
（一）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聚焦自贸港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突出环境资源审判制度集成创新，巩固和完善环境资源“三合一”归口审理、环境资源跨区域跨流域提级集中管辖、全域覆盖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等改革举措，继续全力打造环境资源审判“海南样板”。
（二）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绿色条款，为海南自贸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央环保督查、国家海洋督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建设、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要工作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三）着力提升审判能力和审判质效，通过环境资源案件繁简分流、建立环境资源案件快立快审快执“绿色通道”、缩短环境资源案件审理期限、丰富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等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为自由贸易港营造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四）针对新冠疫情的新形势，严格贯彻执行《生物安全保护法》，加大力度依法审理涉野生动物犯罪案件，严厉打击非法狩猎、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加强我省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力度，针对上述犯罪在法定刑范围内依法从重处罚、严格适用缓刑，强化公共卫生服务保障，依法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
（五）深入推进环境资源多元共治。充分发挥海南环境资源执法司法协调联动机制作用，增强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的外部协作，推动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在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同时，推动完善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使诉讼和非诉讼解决机制相互衔接，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为环境资源纠纷的解决提供多元化选择。
（六）坚持环境资源司法合目的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有机统一，牢牢扭住审判专门化这一牛鼻子，着力构建包括审判机构、审判机制、审判程序、审判理论以及审判团队专门化在内“五位一体”专门化体系，加大环境资源审判业务培训，建设一支秉持现代环境司法理念、既精通法律又熟悉环境资源专业知识的高素质审判队伍。
案例1：
某海运公司、钟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
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钟某某为“弘龙×××”轮承租人，某海运公司为“飞雄××”轮船舶经营人。钟某于2018年11月11日19时许至12日6时许在东方市墩头湾海域抽采海砂，第一船海砂3000吨于11日晚23时过驳至“飞雄××”轮，过驳完成后“弘龙××”轮继续抽采海砂，第二船海砂2500吨于12日5时许开始过驳，过驳过程中被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查获，后移交东方市海洋执法局处理。“飞雄××”轮于2018年11月7日到达东方市八所港海域锚泊，11月10日23时至12日6时期间，先后接收了包括“弘龙××”轮在内多艘船舶过驳的海砂18600吨。2019年2月18日，东方市海洋执法局以钟某某未取得开采海砂行政许可且未进行专项环境影响评价为由，责令停止海砂开采并罚款4.9万元，钟某某足额缴纳了罚款。之后，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向海口海事法院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钟某某和某海运公司连带赔偿非法采砂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463107.45元。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及该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等规定，在直接函告和发布公告催告相关海洋环保职能部门履行起诉职责未果后，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当前我国环境保护相关精神和趋势要求。
本案中，一方面，某海运公司明知或应当知道“弘龙×××”过驳的砂石系从海洋中抽采而来，但其对所过驳的海砂来源的合法性不管不问，反而配合采砂船选择作业风险明显高于白天的夜间进行过驳。另一方面，某海运公司接收过驳海砂及运输海砂的行为是整个非法采砂行为中的重要一环。钟某某与某海运公司形成了由“弘龙×××”轮抽采海砂，而后过驳至“飞雄××”轮进行外运的一体化运作模式，与单一船舶抽采海砂并运输的模式相比，钟某某与某海运公司所采用的模式采砂效率更高，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大，性质也更为恶劣。东方市海洋执法局未对某海运公司进行处罚，并不代表某海运公司不构成共同侵权。综上，钟某某与某海运公司构成共同侵权。钟某某与某海运公司非法开采海砂的行为已经损害涉案海域的底栖生物、渔业资源，并造成海底沉积物污染，两被告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关于赔偿数额。本案专家论证程序合法，专家论证意见中关于底栖生物恢复、海洋沉积物污染修复、渔业资源修复及技术支撑费、劳务费、运输费等计算均有较为充分的依据，计算结果也较为合理，但《综合意见》中将文昌鱼的修复费用按照其价值6倍进行计算不当，应当根据《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的规定，调整为按照其保护级别系数5倍计算修复费用，即每开采1000㎥海砂所需的文昌鱼修复费用计为62300元，每非法抽采1000㎥海砂造成的损失数额为110127元。钟某某非法抽采海砂5500吨，折合为3666㎥，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失应为403725.6元。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行政处罚不能与民事赔偿抵销，故钟某某缴纳的行政罚款4.9万元不在损害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最终判决钟某某、某海运公司连带赔偿非法开采海砂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403725.6元。
某海运公司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非法采砂是海南环境资源保护领域重点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非法采挖海砂不仅危害海洋环境，海砂流入建筑市场还会威胁建筑安全。整治非法采砂不仅需要运用刑事审判严厉打击，还应按照损害者担责的原则由侵权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非法采砂者虽已构成刑事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其造成的环境损害仍需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本案明确了承运人对运输物品来源合法性的注意义务，在明知或应知运输的海砂来源不合法仍然运输，需对环境侵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承运人承担环境损害连带责任，有助于打击非法采砂下游相关违法行为，扎牢整治非法采砂的笼子。除此之外，行政处罚不能与民事赔偿抵销的原则，旨在防止对于环境损害一罚了之，防止环境损害民事侵权责任担责缺位。
案例2：
陈某等海洋倾废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发现有船舶多次向近海倾倒建筑垃圾，同时接群众多次举报，遂将线索移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经调查发现，某地产公司与海口某公司签订《海南海口恒大美丽沙项目0904、0905地块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海口某公司承担该地块范围内土石方开挖、装运、回填、土方外运、建筑垃圾清运等工作。之后海口某公司与海南某公司签订分包合同，海南某公司承包土石方运输，土石方自恒大美丽沙工地运往广东省湛江市南三镇坡头区沙头经济合作社用于退塘还林。然而据无人机多次拍摄，船舶自美丽沙临时码头出发后倾倒于海洋。共四艘船舶参与运输，其中两艘系被告陈某所有。据调查，约倾倒了69360方建筑垃圾，截至2018年12月13日，海口某公司向海南某公司和陈某支付工程款共计184.6万元。其中陈某个人收取、使用了169.2万元。
【裁判结果】
本案中海南某有限公司、陈某、海口某公司倾倒入海的是土石方工程施工中开挖产生的渣土、淤泥等，属于建筑垃圾。根据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专门性意见，三被告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中含有镉、汞、镍、铅、砷、铜等有毒有害物质。其通过迁移扩散作用，影响海水水质，也对海洋水生环境造成持久影响，会直接改变涉案海域底栖生物原有的栖息环境，也会对该扩散范围内以底栖生物为主的海洋生物造成不利影响，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对环境具有损害性。三被告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共计69630立方米，根据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专门性意见结论，案涉环境损害的损失数额为860.064万元。法院判决：一、海南某有限公司、陈某、海口某公司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连带赔偿环境污染损害860.064万元。该款项上交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二、海南某有限公司、陈某、海口某公司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全国发行的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三、海南某有限公司、陈某、海口某公司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连带向海口市检察院支付鉴定费47.5万元，公告费800元。案件受理费75335.08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海南某有限公司、陈某、海口某公司负担。被告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件为海口海事法院一审审理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依法支持了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依法采信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无人机视频、群众举报、容积测量结果、航速通识等证据，综合各类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在被告有隐匿证据嫌疑的情况下，通过举证责任的再分配明确举证义务主体，并运用事实推定原则查明倾废数量，最终确定被告的损害赔偿额，具有类案指导性。该案依法采信了具备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鉴定资质的生态环境部华南科学研究所所作的鉴定意见，考虑生态环境损害已经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的实际，运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方式计算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对同类案件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具有借鉴意义。严格落实损害担责原则，认定土石方倾倒的承包方、发包方、实际施工人构成共同侵权，三方海上倾废承担连带责任，强化对侵权人的追责力度，强化了海洋及海岸带环境司法保护力度。判令海洋环境侵权人在全国发行的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彰显了环境资源审判的宣传教育引导作用，旨在凝聚全社会爱护生态环境、保护蓝色国土的共识。
案例3：
海南某公司不服
被告海口市琼山区生态环境局、海口市琼山区
人民政府行政处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26日，琼山区生态环境局委托技术公司对某公司十万头现代化猪场进行检测，发现该公司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桃村东南侧约380米的猪场污水处理站氧化塘排放出的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均超过《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旱作标准，并将超标废水排放至项目周边村民的农地中，已构成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琼山环境局认为该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关于水污染物排放超标的规定，对该公司作出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公司不服，向琼山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琼山区政府经复议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琼山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公司遂提起诉讼，认为琼山环境局行政处罚主体错误，该公司已将污水系统委托海南省某科技公司管理，且合同明确约定由该科技公司承担因污水处理站造成的所有责任，故应当由该科技公司承担全部环保责任及相关处罚。要求撤销琼山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琼山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裁判结果】
琼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公司将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委托海南某科技公司的行为，不是对污水处理站与猪场项目进行分割，也并未就污水处理站单独设立建设项目，项目主体没有变更，因此建设单位仍是该公司。该公司是猪场项目的建设单位，也是环评报告表的编制单位，环评批复、验收手续也是该作为主体办理的，因此该公司是履行环保法律义务的责任人。该公司将污水处理站委托给海南某科技公司运行管理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只能约束合同双方，环保责任承担主体未发生转移。琼山区生态环境局在对该公司经营的猪场项目进行处罚时，有《检测报告》、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勘查示意图、现场检查照片等证据足以证实该公司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琼山区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进行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法院最终判决驳回该公司的诉讼请求。
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建设单位将建设项目中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设施委托他人运营管理，双方签订相关的委托管理协议，但该协议只能约束合同签订双方，环保责任承担主体未发生转移，建设单位不能以该协议书对抗或逃避监管和处罚，建设单位并不免除其作为责任人履行环保法律的义务。
案例4：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
被告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于2019年3月23日成立，主管该市自然资源、林业等工作。因海南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存在非法侵占天然林的情况，经同级人民检察院向被告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被告及时采取措施并逐步恢复被毁坏的生态环境资源。被告作出《关于做好海南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人工林调查工作的函》、《关于牛路岭库区周边森林资源保护情况报告》、《海南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综合整治方案》等，但涉案违法占地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遂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违法并判令其在指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理。经审查，海南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51873.1亩，为一级公益林，经1991年与2018年数据对比，人工林的面积占比增加。其中非法侵占国有林地、林下种植经济作物的斑块22块。经现场查看，牛路岭进山道路两侧可见岭上种植成片槟榔树。进入牛路岭水库区，可见琼海市所辖库区的岭上槟榔树有些是成片式种植，有些是插花式种植，村民生产生活迹象明显，槟榔是该村主要经济作物。本案审理期间，被告组织15宗违法占地人员自行清理违法占地并清点登记。现尚有7宗应清理而未清理。
【裁判结果】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系林业主管部门，对其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及生态建设具有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被告发调查函、拉宣传条幅、发布加强管理的通告、召开座谈会等，工作的方式限于文来文往，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天然林造成破坏的情况没有得到有效处理，保护区内的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进度缓慢。经查看现场，仍有大量成片种植的槟榔未清理。尚有7宗应清理而未清理。被告没有处理好坚守生态保护的理念与现实履职存在困难的关系，导致保护区违法占地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的状态。故确认被告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对已发现的22宗违法占用林地的人员未依法作出行政处理的行为违法，限被告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指定期限内对已发现的7宗违法占用林地的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履行法定监管职责。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作为环境资源保护社会治理的直接责任主体，其是否依法在职权范围内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是否到位、是否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作用，对环境资源保护起着关键作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因被告未能实质性落实其管理职责，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查、监督其履职行为，督促其依法清查“套种”“蚕食”林地的情况并予以清理，有效守护了涉案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绿地青山，同时在判决中引导有关职能部门积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充分发挥环境资源案件在生态保护中的惩戒和价值引领功能，促进环境资源多元共治。
案例5：
屯昌县生态环境局申请强制执行案
【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屯昌某公司经营的木材加工项目属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类建设项目，因该项目未经审批部门批准，于2016年6月开工建设。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于2017年5月投入使用一案，屯昌县生态环境局对其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其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其有权讲行听证、陈述和申辩。屯昌某公司于2019年7月22日申请听证。但在2019年8月2日听证中，听证申请人主动放弃听证权利。2019年8月8日屯昌县生态环境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对该公司罚款人民币贰拾肆万叁仟元。逾期不缴纳罚款，按每日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屯昌某公司拒签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屯昌县生态环境局对其留置送达。之后，在法定期限内，屯昌某公司没有交纳罚款，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9月11日，屯昌县生态环境局对屯昌某公司木材加工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项目已停产并拆除设备。2020年2月17日，屯昌县生态环境局向屯昌某公司留置送达了《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在催告书指定的期限内，屯昌某公司仍未履行交纳罚款义务，亦未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屯昌县生态环境局遂申请本院对被申请人屯昌某公司强制执行。
【裁判结果】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屯昌县生态环境保护局的强制执行申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予强制执行屯环保罚﹝2019﹞21号《屯昌县生态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对被申请人屯昌某公司强制收缴人民币贰拾肆万叁仟元及逾期不缴纳罚款按每日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在进行生产经营时没有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且生产经营的项目未经环保审批部门批准，在生态环境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时又怠于行使权利，以已停产并拆除设备来逃避行政处罚。对于如本案这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裁定准予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依法行政，依法打击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督促被执行人履行法定义务，维护环境法律权威的具体体现。
案例6：
王某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案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某日上午，被告人王某某持工具到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儒王村王某某家宅基地与邻居家“仁道园”交界处斜坡地带上采伐野生花梨树1株。经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鉴定，上述被采伐的树木属蝶形花科黄檀属的降香黄檀（别名：花梨，学名DalbergiaodoriferaT.Chen），属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经向海南省林业厅行政审批办公室查询，王某某采伐上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降香黄檀的行为未办理相关法律许可手续。王某某于案发后在自家院内种植花梨树10棵。
【裁判结果】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无视国家法律，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许可，擅自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降香黄檀（别名：花梨）1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应依法予以惩处。根据被告人王某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某某犯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典型意义】
野生花梨树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不仅对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花梨制品特别是海南黄花梨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致使花梨制品的市场价格日益攀升，因此一些不法分子因经济利益的驱使或法律意识的欠缺，非法采伐、毁坏或贩卖花梨，造成花梨资源不可逆转的破坏，给海南珍稀保护植物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危害。海南法院一直用最严格的司法保持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以及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均可能涉嫌构成犯罪，被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切不可因追求经济利益或攀比的一念冲动，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案例7：
林某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
【基本案情】
2019年7月初某天，被告人林某某到澄迈县红岗农场三队南蛇洞附近自家种植的橡胶园内除草时，在山顶处的一处鹰窝里发现2只幼鹰类动物，便带回自家的后院内使用自制的铁笼进行养殖。2020年4月15日，澄迈县森林公安局民警接到举报来到林某某家，当场扣押到该2只鹰类动物。2020年4月22日，被告人林某某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经江西野生动植物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2只动物为鹰雕（Spilornischeela），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020年4月22日，被告人林某某到澄迈县森林公安局投案自首。
【裁判结果】
被告人林某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鹰雕2只，鹰雕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中其他鹰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林某某非法猎捕2只鹰雕的犯罪情节属于一般情节，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被告人林某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根据被告人林某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如下：被告人林某某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典型意义】
很多人对于在野外“捡到”动物的行为性质存在误解，认为自己并没有伤害动物的故意，不应构成犯罪；还有人认为在野外“捡到”动物带回家饲养是出于对动物的保护，不仅不应受到处罚，还应得到表扬和奖励。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认识，都是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知之不深，自以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片好意，殊不知如此好意不仅不能真正保护野生动物，反而极有可能因野生动物带有疾病或病毒而造成饲养人员感染，导致在人类社会发生疾病传播的危害，同时此行为还可能触犯了刑法，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现该罪名变更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本案中，鹰雕是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的物种，其在大自然中自有其生存法则，被告人林某某在鹰窝中将两只鹰雕带回，本就破坏了其原本的生存环境，而因为两只鹰雕幼小，故被告人未使用猎捕工具，但不影响认定其实施了非法猎捕行为。林某某猎捕2只鹰雕的行为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我国对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饲养和繁殖规定了技术、场地、防疫等方面的要求，相关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并办理相应的许可证才可人工饲养、繁殖。切勿私自饲养，也不可随意放生，对于陆生野生动物和水生动物要分别联系林业部门或农业部门，移交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处置，否则将触犯法律、构成犯罪，还可能影响生态平衡、危害公共卫生安全。
案例8：
李某某、黄某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案
【基本案情】
2018年6月20日左右，被告人李某某在香港受黄某（在逃）的委托，利用其在“惠海龙729”船工作的便利，将黄某交付的两件绿色编织袋包装的物品从香港走私至海南海口。同时，黄某安排被告人黄某某准备在海口接货。李某某私自将两件包裹存放在“惠海龙729”船舱内，并随该船从香港运至海口。2018年6月22日6时许，“惠海龙729”船到达海口秀英港锚地后，李某某联系林秀宝驾驶运输小船从“惠海龙729”船上卸下两件走私入境的包裹，并让其运送至海口世纪大桥海岸边交给黄某某。被告人黄某某明知黄某托运的物品是从香港走私入境，仍前往海口世纪大桥海岸边接收上述两件包裹，并按照黄某的指示托运至深圳。
2018年6月25日，被告人黄某某托运的两件包裹运抵深圳市宝安区运达物流中心，颜某某、林某某受货主蔡某某（该三人均另案处理）的指使到运达物流中心提货，运输至东莞市樟木头镇观音山路段时被缉私民警查获，当场扣押了两根用绿色编织袋包装的象牙。经鉴定，现场查获的两根象牙为现代象象牙原牙，共价值50万元。
【裁判结果】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黄某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数额达50万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应依法予以惩处。根据被告人李某某、黄某某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认罪悔罪表现，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某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二、被告人黄某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行为人走私的是哺乳纲长鼻目象科现代象象牙原牙，共价值50万元，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以下简称《公约》）的保护对象，也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对象。李某某、黄某某均称不知道所运货物是象牙，主张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但根据《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在走私的货物、物品中藏匿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五十条规定的货物、物品，构成犯罪的，以实际走私的货物、物品定罪处罚。李某某、黄某某虽然不一定知道走私的货物为珍贵动物制品，但其主观上对走私行为是明知的，其对于走私的物品持放任态度，主观上存在概括的故意，因此，应认定其主观上具有走私的犯罪故意，李某某、黄某某实际走私的是象牙，以实际走私的货物、物品定罪处罚，故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李某某是实现象牙从香港走私到海口的直接行为人，故其是走私过程的关键环节，在整个走私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黄某某受黄某指使负责接收、邮寄包裹，在走私过程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我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缔约国，应积极履行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义务，对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依照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犯罪行为人进行严厉打击。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4·13”重要讲话中指出“要严格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亦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建设”。海口海事法院始终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法履行海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职责，服务保障海洋强国战略，助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打造具有海事特色的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亮点品牌。
本白皮书介绍了海口海事法院2018-2020年间依法履行海事审判职能，全面加强海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主要工作情况，并对海口海事法院近三年海洋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海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主要做法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以期通过总结、提炼海洋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经验，更好地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Preface
In his speech delivered on 13 April 2018 at the meeting of celeb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Hainan province，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we must vigorously protect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Guidelines on Supporting Hainan in Furthering All-Rou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lls for judicial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the Master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lso aims to build a national pilot zone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n Hainan province. Haikou Maritime Court has always followed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promoting ecological progress and has established and fully implemented the notion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By faithfully exercising its judicial functions in protecting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law，the Court vows to serve and promote the maritim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State，and to deliver quality adjudication cases in protecting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is whit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jor works of Haikou Maritime Court in strengthening judicial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during 2018-2020 by performing maritime adjudication following the law. The white paper also gives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ial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and reviews the major judicial measures taken to protect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rough this white paper we can draw experience from the trial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so as to provide firm guarantee for Hainan province in deepening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18至2020年，我院共受理涉海洋环境资源案件180件，其中民事案件60件、行政案件119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件。支持行政机关在海洋环境资源领域行政处罚金额近6亿元，有力保障了环境资源保护行政执法权的实施。相关案件类型主要涉及非法占用海域、非法采砂、非法捕捞水产品、向海洋倾倒固体废物等。
海洋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在海口海事法院受理的涉海洋环境资源案件中占有一定比重。海口海事法院于2019年开始受理第一宗海洋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至2020年底，共审理了21宗海洋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海口海事法院受理的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在海南全省法院环境资源类民事公益诉讼中占有较大比重，2020年在全省占比高达48.78%。此类案件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案件类型较集中，22宗案件中向海洋倾倒固体废物1宗，非法采砂类10宗，非法捕捞水产品类11宗；二是涉刑事犯罪占比大，22宗案件中有13宗案件的环境侵权行为人在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前被追究刑事责任，占比达59.09%；三是起诉主体类型相同，22宗案件的起诉主体均为检察机关，尚无行政主管机关提起此类诉讼，但侵权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查处过程中均有行政机关的参与；四是调解效果较好，22宗案件中有5宗调解结案，调解确定的赔偿金额200余万元，该部分金额全部履行完毕。
2018-2020年，海口海事法院共受理涉海洋环境资源行政案件119件，其中2018年受理27件，2019年受理70件，2020年受理22件。受理的行政案件中不服行政处罚决定或申请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居多，近来，非法占用海域、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的案件增多。因执法程序不规范引发的行政争议占有一定比例：如存在未赋予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权的情况；存在未签协议或未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直接处置行政相对人财物的情况；存在对非法占用海域的实际时间未予以考虑，导致行政处罚金计算错误的情况等。
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院将海洋环境资源诉讼案件作为推进海事审判精品战略的重要抓手，努力打造具有海事特色的亮点品牌。三年间，有两宗案件入选2019年度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一宗案件入选第九届（2019）中国十大公益诉讼；一宗案件入选海南法院2019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两宗案件入选海南法院2020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法制频道《现场》栏目、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海南日报、海口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媒体对我院海洋环境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社会反响良好。
主动跟进海洋执法机构改革进度，与改革前后的相关职能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各机构职能变化，引导当事人调整诉讼主体，确保海洋环境资源诉讼顺利开展。组织召开“海洋开发利用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与行政互动”联席会议，畅通涉海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工作衔接，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构建海洋环境资源保护共同体。
与兄弟法院签订海洋环境资源保护合作协议，构筑“北部湾·琼州海峡”海洋环境资源保护司法协作平台。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要求，着眼“促进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与广州海事法院、北海海事法院签订《北部湾·琼州海峡海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合作协议》，建立司法协作联动、重大案件协调、司法协同调研、资源信息共享等全方位配套机制，形成跨区域海洋环境资源保护司法协作平台，共同助力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依托该协作平台，借助线上调解、线下协同的工作模式，成功跨域（广东、广西、海南）调处海洋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并督促被告迅速履行指定义务，海洋环保协作平台初显效能。
主动参与《关于建立海洋环境资源公益诉讼工作协作机制的意见》的前期调研、协调和起草工作，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农业厅等七家相关单位联合签署该文件。
履行海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职责，成立海口海事法院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完善涉重大围填海项目纠纷审判工作机制。主动关注环保要求动态信息，对其中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提前做出研判、应对。院领导带队，多次组织审判团队赴相关地方实地调研，主动协调、参与会商，为相关案件的妥善处理奠定基础。
坚守海洋环境资源保护红线，促进经济高质发展。依法审结相关围填海项目案件，严格把握政策与法律的界限，坚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正确处理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保障我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妥善审理海洋环境资源行政案件，依法支持地方政府对填海造地、沿海岸滩整治、非法采砂、三无船舶清理等专项整治工作，戮力同心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服务海洋环保新要求，保障民众环境权益。依法审结金水门水上游船海鲜酒楼涉海洋环境污染的行政案件和美丽沙海域非法倾倒固体垃圾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依法审结海南首例海洋环境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监督、规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丰富海洋环境资源保护的法治模式。
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与环境资源审判“三合一”机制，在海洋环境资源保护领域叠加聚焦，对构建完整司法保护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海口海事法院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积极推进“三合一”改革。起草申请指定管辖相关海事刑事案件的请示报告和相关工作机制，积极推动将破坏海洋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纳入海事法院专门管辖范围，在全国海事法院系统中较早实现海洋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审判的“三合一”，并积累了有益经验。
建设专业化海洋环境资源审判团队，引入专家陪审员和专家证人。在不增加内设机构的条件下，从各审判业务部门抽选业务骨干组成专门团队负责审理海洋环境资源案件。依法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海洋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案件，选定具有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从业背景的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借脑引智。此外，针对案件涉及的专业性问题，邀请专家出庭就专门问题作出说明，辅助查明损害事实和赔偿责任。
创新海洋环境资源案件审理举措，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在海洋环境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中充分发挥海事诉讼程序规则优势，引导公益诉讼起诉人申请保全，依法采取证据保全、扣押拍卖船舶、发出海事强制令等措施，及时保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证据，督促被告现身应诉，有效解决海洋生态环境破坏证据易灭失、损害行为人拖延应诉和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等问题。此类案件被告的侵权行为多具有刑、民双重违法性特点，根据“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定，引导被告（人）充分评估民事公益诉讼赔偿与刑事责任的关联性，主动履行民事赔偿，以此促成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并保障赔付款及时用于受损的海洋生态环境修复。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鼓励公益诉讼。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案件具有证据获取、固定、留存困难的特点，增加了海洋生态保护的司法维权成本。为解决公益诉讼起诉人举证难、查明事实难的现实困境，在节省维权和司法成本的同时，加大对海洋侵权的打击力度，在海洋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中适当运用事实推定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高效查明案件事实，以主动作为和优质审判推动公益诉讼的发展。
将专家意见辅以司法鉴定。在海洋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推行诉前鉴定，引导公益诉讼起诉人正确固定诉讼请求，明确审理方向，大幅缩短案件审理周期。在部分鉴定不能、鉴定成本过高的案件中适当参照专家论证意见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化解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难寻、费用高昂、耗时冗长等难题，降低了公益维权与司法成本。对专业性争议问题，要求出具意见的专家出庭接受质询，提高诉讼各方对专家意见的认可度。2020年，80%的海洋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专家论证意见确定损害赔偿金额。
精准确定责任主体，严惩环境损害行为。海洋环境资源破坏案件通常具有产业化、链条化的特点，各环节侵权行为人责任难以区分。在审理非法采砂、非法捕捞等案件中，确定产业链上下游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严厉打击破坏海洋环境资源的行为。同时，针对家庭困难的侵权行为人，在确定其赔偿责任的基础上，对赔偿方式进行变通，准许其以公益性劳务代替金钱赔偿，实现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的双赢。
下一步，将按照省高院关于类案裁判指引的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规定，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海洋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海南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海洋环境和破坏海洋生态资源的行为并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行为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该条文首次明确了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职权的部门可以作为海洋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可根据其职能分工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该条文进一步明确，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机关所提起的海洋环境资源公益诉讼应当与其职能分工具有对应关系。在海洋环境资源损害案件中，同一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往往涉及多个行政机关，多个行政机关之间存在职能不清或交叉重叠的情形，很难将每一项损害赔偿具体对应到某一职能单位。以非法采砂为例，非法采砂可造成矿产资源的损失、海底地形地貌以及岸线改变，还可造成水质恶化和海洋生物资源（主要是鱼类）的损失，涉及的行政机关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生态环保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此时如何确定起诉主体？
我们认为：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机关作为法定的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动提起海洋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是其履行职责的体现，应当予以鼓励并积极支持。当某一具体环境侵权行为涉及多个主管部门时，所涉及的部门可以共同诉讼，也可以根据职能分工分别起诉；如职能分工确有争议，可以协调作出职能划分的党委和政府进行处理。
海洋环境资源损失鉴定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机构少、难度大、费用高（本院审理的首宗海洋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鉴定费用高达50万元，非法采砂的损害评估鉴定也高达10万元/件）。根据《关于建立海南统一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名册及环境资源专家库的意见》，目前我省具备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仅有11家，均为省内机构，各鉴定机构执业人员最多不过5人；涉及海洋环境资源损害司法鉴定的仅有3家，其中2家机构鉴定范围仅限于海洋沉积物环境质量鉴定，具有海洋环境资源损害司法鉴定资质的仅有3家。同时，由于海洋生态资源基础数据和历史数据的缺失，损害程度、恢复费用、恢复期间的功能性损害等项目在鉴定时既缺乏参考数据，又不具备事后实地勘察或现场复原可能，造成无法鉴定或鉴定准确性不高、可采性存疑，增加审判难度。正因此类鉴定难度大，所以鉴定周期比较长，收费也比较高。
我们建议：一是探索“鉴定+专家论证意见”模式，即对于同一时期同一海域（或相邻）发生的同类海洋环境资源侵权行为，仅作一次鉴定或在某一个案件中进行鉴定，将其采集的基础数据交给相关专家作为论证损害赔偿金额的依据，其他案件根据专家论证意见来确定损害赔偿金额，这样可大大降低同批次案件的总体鉴定费用；二是推行诉前鉴定，引导公益诉讼起诉人在起诉前甚至是发现案件线索后第一时间进行鉴定，既提高了鉴定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又缩短了案件的审理周期；三是呼吁和建议海洋环境资源监督管理机关和科研机构全面开展海洋环境资源调查，摸清我省海洋环境资源底数，逐步建立相应数据库，为行政执法、司法提供数据。
一方面表现在损害赔偿资金使用与管理机制缺失。判决侵权行为人支付环境损害赔偿金或承担恢复费用是环境资源类案件主要裁判方式，法律虽明确侵权行为人不履行判决时，法院应当移送执行，但就强制执行后所得款项如何使用、监管，无明确规定。《海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也未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资金纳入管理范围，且对损害赔偿资金的使用仅有原则性规定，无具体操作流程规定。另一方面表现在恢复性司法机制不成熟。近年来随着环境资源审判改革的推进，恢复性赔偿、替代性修复等新的裁判方式和裁判理念逐步得到推广适用，但目前尚无涵盖此类判决如何执行、监督以及执行不能时如何应对等一套较为成熟、全面的执行机制，有可能使此类判决目的和效果落空。
我们建议：一是应探索建立由财政、审计、环保、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共同参与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资金管理机制，加大资金追缴力度、规范资金使用程度；二是应探索建立由环保、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共同组成的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联合小组，厘清各部门在海洋生态修复中的职责，形成适应于不同损害形态的修复标准，并引入社会专业机构实施，确保修复效果。
一方面体现为不同市县、不同行政部门间的同类行政行为的文书、程序不统一，如部分行政机关在决定对相对人采取加处罚款的行政强制措施时仅向相对人催告一次，部分行政机关在采取同类措施时则催告两次，且不同机关间的催告书的名称、格式亦不统一，使相对人产生较大困惑。另一方面体现为不同市县、不同行政部门对同类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理依据和处理结果不统一，如针对情节基本一致的非法捕捞行为，有的市县仅给予没收渔获物并处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有的市县则直接给予没收渔船的行政处罚。
我们建议：一是相关部门就非法占用海域等全省普遍性问题出台较为具体的行政处罚裁量规范，从源头上解决行政执法的地域差异问题；二是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注意行为的合理性和谦抑性；三是司法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过程中要注意对行政行为合目的性、合规则性、合理性的审查，积极发挥司法能动作用。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海公司）所有的“椰丰616”号运输船装载250吨砗磲贝壳，过程中，被海南省海警第三支队查获，将该船押解移送至三沙市渔政支队处理。经鉴定，上述贝壳98%为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2%为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总价格为37.35万元。三沙市渔政支队于2018年2月作出行政处罚，没收砗磲贝壳250吨，按实物价值三倍罚款人民币112.05万元。盈海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三沙市渔政支队的行政处罚决定正确。一审判决，驳回盈海公司的诉讼请求。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2019年7月，三沙市渔政支队在海南日报刊登《催告书》，催促盈海公司在收到该催告十日内履行义务。但盈海公司拒不履行义务。三沙市渔政支队于2019年9月向海口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作出行政裁定，准予执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件。本案中，执法机关查获“椰丰616”号运输船的地点位于三沙市中建岛北面附近海域，由海口海事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案涉砗磲贝壳是国家一、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对非法运输水生野生动物者施以行政处罚，并在相对人拒不履行义务时，依法准予强制执行，有力地维护了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彰显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力打击非法运输国家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行为、维护三沙海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决心。
【基本案情】
原告海口美兰金水门水上游船海鲜酒楼所有并实际经营的“海狮”号水泥趸船自2004年建成后长期停泊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甸溪新埠桥西侧水域河道上从事餐饮经营。该船证照不齐，长期未进行安全检验，且其停泊从事餐饮经营的行为，占用海甸溪河道近十分之一，并造成了影响河水流动性、妨碍航道安全、造成河道污染等问题。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新港海事处发现原告的上述违法行为后，于2017年9月1日、9月24日先后向原告发出《海口新港海事处关于责令“大昌壹号”“海狮号”“琼海口游6688”三艘餐饮船停止航行作业的通知》《关于责令餐饮船限期离泊的通知》，要求原告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选择合适的水域锚泊“海狮”号船。原告在收到相关通知后进行了申辩，被告也作出了答复，但被告并未改变其行政行为，原告也未移泊。2018年9月20日，被告作出琼海口新港海事强字［2018］000001-2《海事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以下简称［2018］2号决定书），责令原告在三日内将涉案船舶驶离，另选区域停泊；被告同时告知了原告相关权利及期限。当日，被告在海口市南海公证处的见证下开始对进行“海狮”号船的移泊准备。在此过程中，被告发现原告曾自行改装过“海狮”号船，拆除了动力设备，加建了上层建筑，导致该船无法自行移泊，只能强制拖离，且由于该船上层建筑过高，如果不予以部分拆除，必然触碰拖带航路上的桥梁，引发严重的公共安全事故。鉴于此，经组织第三方专家组论证，被告决定要求原告拆除“海狮”号的第三层以上的上层建筑以及船顶广告牌。因原告不同意自行拆除，被告委托相关案外人拆除了“海狮”号的该部分上层建筑，拆除后，被告于2018年10月18日将“海狮”号从原停泊地强行拖离至海口新港海甸港码头水域并送达了相关文件，要求原告自行看管船舶。后“海狮”号船因无人看管在海甸港码头坐沉。
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法定职权，作出的［2018］2号决定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混乱，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作出的［2018］2号决定书行为违法；2．确认被告强行拖离原告所有的“海狮号”船并导致该船损坏、沉没的行为违法。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认为，“海狮”号船长期违法停泊在属于内河B级航区航道的新埠桥西侧水域，妨碍内河交通，给正常航行船舶造成安全隐患，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道的排洪。被告作为内河和海上交通安全主管机关，为避免危害发生，履行法定职责，对具有交通安全隐患的涉案船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合法、实施方式方法恰当，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海口美兰金水门水上游船海鲜酒楼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以审判活动回应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需求。作为岛屿省份，水环境保护是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重大。海口海事法院通过依法审理以本案为代表的环境资源行政案件，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处理社会关注度高，影响恶劣的环境违法行为，有力的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期待。如何正确区分和准确审查处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这两类强制性行政管理行为是行政审判的难点之一。海口海事法院在本案中以相关行政行为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处置是终局的还是临时性的为切入点，对案涉行政行为作出了准确定性，对同类案件有指导意义。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行政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海口海事法院综合考虑相对人违法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的影响、案涉行政强制措施的内容、强制措施对相对人财产价值的影响等因素，最终认定涉案行政行为并未超出合理限度，对如何审查行政行为合理性提供了思路。
【基本案情】
铜鼓岭保护区设立于1983年，设立之初为县级自然保护区。2003年经审定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具体界限是在2003年标定和测绘完成的。
原告海南蓝海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1996年原告开始在文昌市龙楼镇楼前港紫薇村自留地建设相关设施并从事海水养殖至今。原告在经营过程中先后于2006年至2009年取得相关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并办理了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但始终未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原告曾于1997年及2000年两次向文昌县环保部门申请办理环评手续，但均未通过验收。
2018年7月25日，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批复原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文昌环保局）对铜鼓岭保护区内的违法建筑等进行处理。2018年8月16日，文昌环保局派遣两名执法人员到原告处调查取证。2019年1月9日，该局对原告违规建设养殖场的行为立案查处，同年4月4日，本案被告作为原文昌环保局机构改革后的职责承继机关作出文环罚决字［2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文书于4月10日由被告张贴于原告养殖场外墙。因文昌环保局及被告在上述行政处罚的作出过程中始终未掌握原告占用铜鼓岭保护区的具体情节，6月12日，即涉案行政处罚作出2个月后，被告委托第三方对原告占用保护区的行为进行了测绘并最终确定原告养殖场共有8.388亩位于铜鼓岭保护区实验区内及占用的具体位置。同时，被告认为，因为原告的违法行为开始于1996年，故应当适用1991年9月20日通过的《海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而非现行有效的《海南省自然保护区条例》。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认为：一、被告在作出［2019］7号处罚决定前并未查清原告未经批准在铜鼓岭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建设养殖设施的具体位置和具体面积。迟至［2019］7号处罚决定作出超过两个月之后，被告才委托案外人恒泰公司对原告养殖设施的具体位置及其占用铜鼓岭保护区实验区的具体面积等进行测绘。迟至该处罚决定作出超过三个月之后，被告才取得能够确定原告涉嫌在铜鼓岭保护区实验区内建设养殖设施的具体位置、坐标和面积的测绘报告。因此，应当认为［2019］7号处罚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并未做到证据确实充分。二、本案中，虽然原告的行为可能开始于1996年，但行政机关在对原告的行为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当着眼于原告的行为是否存续至今，是否仍然有损当前时点上的法律秩序和法益，是否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综上，被告在评价原告的行为及作出处罚的过程中，应当适用2018年12月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改后的《海南省自然保护区条例》，而非1991年9月20日通过的《海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被告在［2019］7号处罚决定中适用法律、法规存在错误。综上，［2019］7号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超越职权，程序违法，判决撤销被告文昌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4月4日作出的文环罚决字［2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国环境资源类法律法规的立法速度不断加快，法律体系迅速完善。具体领域的新法和旧法对相对人的某些持续性行为的认识有时也不完全一致。本案中，海口海事法院从案涉违法行为和结果的延续性入手，准确认定了本案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随着国家和人民群众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关注，环保行政机关对违反环境保护制度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也不断增强。然而，在具体行政管理过程中，仍有个别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存在程序和实体上的问题。海口海事法院通过对某些典型个案中的行政行为依法审理和裁判，对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职权，推进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初，经徐正才介绍，章某和张某某相识并约定采挖海砂，由张某某负责指挥“万祥689”轮采挖海砂，章某负责提供采挖海砂的时间和地点，并以每立方米70元的价格进行收购。章某与徐某某约定按照每立方米0.3元的价格支付介绍费，此后按照海砂交易时价支付。2018年9月至12月20日，在未取得开采海砂许可证也未进行专项环境影响评价情况下，张某某雇佣并指使船长江某某、主管陈某某带领15名船员驾驶“万祥689”轮在海南海域、台湾海峡海域进行了11次抽砂作业，其中在海南海域进行了9次抽砂作业非法采砂93700吨。船长江某某不仅驾驶“万祥689”轮，而且还与管事陈某某现场指挥抽砂作业。陈某某另根据张某某的安排负责采购工作、观察采砂船的吃水线、确保船舶安全等。2019年10月29日经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评估，因非法采砂上述被告而进行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所需工程费用103.1万元。另查，2019年12月6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因张某某等人犯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年、一年六个月、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2万元、5万元、5000元。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判决：一、被告张某某、章某、徐某某、江某某、陈某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连带赔偿非法采砂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03.1万元，该款项上交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二、被告张某某、章某、徐某某、江某某、陈某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连带支付评估鉴定费10万元、公告费1500元。
【典型意义】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要职能在于以诉讼的方式制止海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本案判决对雇主与雇员污染海洋环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普通民事侵权案件中，雇主应当对雇员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责任。本案中雇员江某某、陈某某应当知道其实施的采砂行为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仍然听从雇主张某某的指派，故意实施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故认定雇主与雇员为共同侵权，并与雇主一并承担连带责任，加大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体现了用严格制度最严密法制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具有警示和震慑作用。
【基本案情】
被告黄某某于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期间多次向海南省文昌市东郊镇附近渔民收购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珊瑚及珊瑚活石，并将其集中销售给收购商，再由该收购商通过网络销往全国各地。经审计，被告黄某某收购并销售珊瑚及珊瑚活石853块，销售金额10236元。另，被告黄某某丈夫病亡，现有两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其家庭为海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户，三名家庭成员均为低保对象。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判决：一、被告黄某某承担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10236元，该赔偿可通过从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劳动方式抵偿，抵偿标准为25元/每小时，劳务抵偿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完成，逾期未完成的，仍需折以金钱赔偿，赔偿金上交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二、被告黄某某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省级以上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三、被告黄某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支付专家咨询费用757.50元。
【典型意义】
珊瑚礁生态系统是海南典型的热带海洋生态系统，其对保持海洋生物种群多样性、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珊瑚的保护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必然要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本案被告虽未直接采挖珊瑚，但其收购并销售珊瑚的行为，是整个产业链上的主要一环，客观上加剧了珊瑚资源的破坏，故其应当承担生态修复责任。同时，考虑到其家庭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准许其以公益性劳务代替金钱赔偿。该方式一方面较单纯金钱赔偿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符合“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治理原则和环保法治宗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侵权行为人因诉致贫、涉诉返贫，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实现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的双赢。该案为环境资源保护案件中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了有益探索，丰富了海洋环境资源保护的模式。
结 语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经过不懈努力，海口海事法院海洋环境资源审判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不少挑战。下一步，海口海事法院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样板区、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试验区和清洁能源优先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和目标要求，全面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切实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发展利益，助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建设，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与保障。
（Ⅰ）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trial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In 2018-2020，Haikou Maritime Court accepted a total of 180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Among them，there were 60 civil cases，119 administrative cases，and 1 criminal case with civil public interest claims. Nearly CNY 600 million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imposed by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in relation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was supported by the Court，which gav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exercise of law enforcement right i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e major types of these cases included illegal occupation of sea areas，illegal sand mining，illegal fishing of aquatic products，and dumping of solid waste at sea.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related to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ook up quite a part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accepted by Haikou Maritime Court. Since 2019 when it accepted the first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 related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the Court has handled 21 such cases by the end of 2020 and 1 such case prosecuted under criminal proceedings. Quite a number of the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n Hainan province were accepted and handled by Haikou Maritime Court. For example，in 2020，up to 48.78% of such cases were handled by the Court. Several features of such cases were quite evident： firstly，these cases focused on only several types. For example，among the 22 such cases，there was 1 case involving dumping of solid waste at sea，10 illegal sand minding cases，and 11 cases related to illegal fishing of aquatic products. Secondly，quite a lot of the cases involved criminal offences. For example，among the 22 such cases，there were 13 cases，accounting for 59.09%，where defendants were subject to criminal prosecution before a public interest claim was filed against them. Thirdly，all of these cases were brought up by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No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filed such lawsuits，but they ha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llegal acts of the guilty parties. Fourthly，mediation worked well to settle such cases. Of the 22 cases，5 were settled by mediation in a total amount of more than CNY 2 million，and payments were made in full.
During 2018-2020，Haikou Maritime Court accepted and handled 119 administrative cases in relation to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including 27 cases in 2018，70 in 2019，and 22 in 2020. Among these administrative cases accepted by the Court，a large part of them were arising from dissatisfaction with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or application for enforcement of such decisions. Recently，the numbers of cases on illegal occupation of sea areas，illegal fishing，and illegal sand mining were on the rise. There were also certain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failure to comply with law enforcement procedures. For example，the persons subject to administrative acts were not given the chance to make statement or defense，or the properties of the private parties were disposed of where no agreement or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decision was made，or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mount was miscalculated when the actual time for the illegal occupation of sea areas was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port，Haikou Maritime Court is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 quality maritime case strategy by prioritizing the trial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so as to achiev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maritime adjudication.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2 cases handled by the Court were listed in the typical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handled by people’s courts in 2019，1 was listed in the te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of China in 2019，and 1 case was listed in the ten typical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handled by the courts of Hainan in 2019，and 2 in the year of 2020. The Court’s hearings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related to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were covered by a dozen of news media，including CCTV programs such as “Oriental Horizon” and “Xianchang” （On the Spot），the Legal Daily，the People’s Court Daily，the Hainan Daily，and Haikou Broadcasting Television，which elicited a positive social response.
The Court actively kept track of the reform undertaken by the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organs and kept close ties with releva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 to update their functional transitions，so that it could guide litigants to find the exact subjects and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The Court also hosted a joint meeting to promote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collaboration on the exploit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of marine eco-environment，which aimed to combine the efforts of the sea-related administrative organs and the judiciary to establish a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and build a communi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e Court also signed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with other maritime courts to build a judicial collaborative platform for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of the Beibu Gulf and Qiongzhou Stra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Master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with an view to promoting joint development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hub in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in the western region，Haikou Maritime Court，Guangzhou Maritime Court and Beihai Maritime Court jointly signed the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o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Beibu Gulf-Qiongzhou Strait”. Such a mechanism，which enables all-round support for judicial joint actions，coordination for major cases，judicial joint research，and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has formed a trans-regional judicial collaborative platform to protect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nd facilitate the conservation of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Hainan Free Trade Port，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And the platform has delivered good results. By relying on this platform and concerted efforts both online and offline，the Court successfully handled a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 in relation to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cross regions （Guangdong，Guangxi，and Hainan），and ordered the defendant to fulfill obligations immediately.
The Court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preparation and drafting of the Opinions on Forming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Litigation for Public Interest，which were signed by seven organs including the high people’s court，the provincial procuratorate，and the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To perform its duty in providing judicial protection for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Haikou Maritime Court has formed a steering group to lead the protection work and to improve the working mechanism for the trial of disputes over large reclamation projects. It also actively keeps an eye on the changing demands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and studies and works out solutions for the legal issues that may be involved. Court leaders are actively involved and lead judicial teams to do field research，coordinate，and participate in consultations，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proper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e Court strictly controls to ensure that the red line for protecting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s not crossed and promot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By hearing and concluding cases related to reclamation projects，the Court carefully delimits policy and law to ensure that the ecological red lines，ecological quality bottom lines and resources utilization ceilings are not crossed. The Court also properly handl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projects and protecting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with a view to safeguar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ea economy of the province. By properly handling administrative cases in relation to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the Court also supports local governments to combat illegal acts such as reclamation，illegal sand mining，illegal activities along coastal areas，and to remove illegal vessels，striving to make marine ecological progress with every effort.
The Court also responds to the new demands for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cosystems to safeguard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the public. Relevant cases heard and concluded by the Court include：the administrative case for pollution of sea waters by Jinshuimen Seafood Pontoon Restaurant，the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 for illegal dumping of solid waste in Meilisha sea area，and the first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 in Hainan province related to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rough these cases，the Court is able to oversee and urge administrative organ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according to law，which enriches the law-based governance model in protecting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e reform on the “Three in One” trials of civil，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cases under maritime adjudication and the scheme of the “Three in One” trial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have come together to reinforc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is calls for a fully functioning system to provide judicial support. As a part of the judiciary，Haikou Maritime Court actively advances the reform on the scheme of “Three in One” trial. By drafting the report to apply for designated jurisdiction over maritime criminal cases and the relevant working schemes，the Court has worked vigorously to bring the criminal offences that have damaged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under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maritime courts，and it is among the earliest maritime courts across China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ivil，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maritime issues and has gained valuable experience from the trials of such cases.
The Court has established a specialized trial team to take charge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and invites people’s assessors and expert witnesses to participate in trial. A specialized team，consisting of high-performing members from different trial divisions，is responsible to deal with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for public interest will be heard by a collegial panel of seven members，including people’s assessors who are engaged in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Expert witnesses are also invited to present in court to give explanation on specialized issues，to assist the court to ascertain the facts and to determine the compensation liabilities.
The Court pursues ecological progress by introducing innovative measures to the trial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When dealing with a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 involving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the Court gives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in expertise in maritime adjudication and guides plaintiffs to apply for preservation，so that the Court may preserve evidence，arrest or sell vessels by auction，and issue maritime injunctions according to law. By this way，evidence that proves damage to the marine eco-environment will be preserved in a timely manner，and defendants have to respond to action. This has helped to solve a lot of troubles，such as loss of evidence to prove damage to the marine eco-environment，deliberate delay of defendants to respond to action，or transfer of properties to frustrate enforcement. As most of the infringement acts in such cases include both criminal and civil offences，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 of “those who admit their guilt and accept punishments will be given lenient penalties”，the Court urges defendants to contemplate the consequences of making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public interest or undertaking criminal liabilities，so as to persuade them to actively make civil compensations. By this way，the Court aims to settle the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through mediation，so that the compensation funds will be applied to reinstate the damaged marine eco-environment in a timely manner.
Properly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to encourag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cases arising from pollu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damage to ecological resources often face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fixing and preserving evidence，which make the seeking of justice for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quite expensive.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laintiffs in producing evidence and ascertaining the facts and to cut down the right protection and judicial costs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for public interest，the Court intensifies the fight against maritime infringement acts on one hand，and allocates the burden of proof by applying the rule of presumption of fact on the other hand. In this way，the Court is able to find the facts efficiently，providing vigorous support and high-quality adjudication service to promot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omplementing judicial appraisal with expert opinions. The Court encourages plaintiffs to carry out pre-litigation appraisal in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related to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so that plaintiffs can clarify their litigation requests. In this way，the trial will have a clear orientation and the trial period will be cut significantly. For some cases in which appraisal is not possible or appraisal costs too much，expert opinions will be referred to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osts on ecological reinstatement. The scheme can help to crack such problems as the difficulty in finding a judicial appraisal institute to appraise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the high costs，and the lengthy appraisal period，thus reducing the right protection and judicial costs. For disputes involving specialized issues，experts issuing such opinions are required to present in court to face cross-examination，so that litigants will recognize and accept such opinions. In 2020，80% of the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in relation to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were solved by relying on expert opinions to determine the damages.
Finding the truly liable parties and imposing severe punishments on the acts that damage the environment. Damage to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has become an industry and various links are involved，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liabilities of the parties that commit the infringement acts. In the trials of cases arising from illegal sand mining and illegal fishing，the Court takes a hard line against those acts that damage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and those operating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industry are held jointly liable for the damage they have made. However，for those who come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flexible methods will be taken to fulfill their compensation liabilities. For example，public labor service，instead of monetary payment，will be applied，which provides a win-win solution to achiev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next step，Haikou Maritime Court will follow the requirement of the High People’s Court of Hainan Province on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guidance rules for adjudication of similar cases in the free trade port，and strive to formulate the “Hainan Rules”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for public interest that can be introduced and applied in other place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of Article 89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for any pollution of or damage caused to the marine ecosystems and marine ecological resources that results in heavy loss，the authorities exercising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 shall，on behalf of the State，claim compensation from those who ar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pollution or damage.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provision sets forth that the authorities with the duty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 may file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t is also stipulated in Article 3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Trial of Cases of Compensation Disputes Arising from Maritime Natural Resource and Eco-Environment Damage that an organ exercis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may file lawsuit for compensation for the damage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ccording to its functions. The provision further stipulates that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brought by the organ in charge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shall be correspondent to the functions of such organ. In a case arising from the damage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the damage caused by an infringement act will usually involve more than one administrative organ. Since the functions of these organs are not well delimited or are overlapping，it is difficult to match every head of damage with a specific administrative organ. Take illegal sand mining for example. Illegal sand mining may result in the loss of mineral resources or change of seabed topography and coastline，or even cause deterioration of the water body or loss of marine biological resources （fish，mostly）. Such cases may involve administrative organs such as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department，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and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Then，which department will be the subject to file a lawsuit?
In our opinion，it is the duty of the authorities exercis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which are statutory plaintiffs，to make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laims for public interest，and such lawsuits are encouraged and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people’s courts. If an act that causes environmental damage involves severa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they may jointly file a lawsuit or file a lawsuit separately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If there is any dispute over their functions，the Party committee or government that delimits such functions shall settle the dispute.
（Ⅱ）Appraisal of damage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appraisal of damage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faces several problems：there are few appraisal institutes，and it is difficult and expensive to make appraisals. For example，in the first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ivil litigation for public interest handled by the Court，the appraisal charge was up to CNY 500,000，and the appraisal for the damage caused by illegal sand mining was CNY 100,000 for each com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Pool of Judicial Institutes，Registry of Judicial Experts，and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xperts in Hainan Province，at present there are only 11 institutes qualified to make judicial appraisal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all based in Hainan. And there are no more than 5 qualified appraisers from each of these institutes. Only 3 institutes provide judicial appraisal service for damage to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and 2 of them are only qualified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marine sediments. There are only 3 institutes holding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for the appraisal of damage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Moreover，the lack of reference data or history data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resources makes it difficult to provide any reference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damage，reinstatement costs，and the loss of service function during reinstatement，and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ex post facto survey or reinstate on site. This will only result in failure or give insufficient appraisal results，and such insufficiency only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court to make judgment，because such results are far from satisfaction for adoption as evidence. For these reasons，such appraisal is a difficult task and takes quite a long time to get to conclusions and thus is costly.
We suggest that，firstly，we may introduce the “Judicial Appraisal plus Expert Opinions” model. To be specific，to the same kind of acts that damage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the same （or adjacent） sea area，only one appraisal is carried out or only one case is subject to appraisal，and the reference data collected in the appraisal activity will be presented to experts to provide opinion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damages. Other cases may determine damages according to such expert opinions. In this way，the appraisal costs for similar cases could be cut significantly. Secondly，we promote pre-litigation appraisal and encourage plaintiffs to make appraisal before filing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or as soon as they have knowledge of any clue. This will help produce timely and accurate appraisal results and shorten the trial period. Thirdly，we expect and suggest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exercising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ooperate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make a survey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so as to obtain background data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of the province and create a database to facilitate and support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activities.
（Ⅲ）Mechanism for reinstate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absence of a mechanism to regulate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the damages fund is one side of the problem. In practice，it is often the case that the liable party is ordered to pay damages for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or undertake the expenses for reinst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t is written in law that if a liable party fails to perform the judgment，the court will transfer the case to the enforcement department，but there is no clear regulation on the use or supervision of the proceeds collected from the enforcement. The compensation for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is also not included in the Measures of Hainan Province on the Management of Compensation for Eco-Environmental Damage，which，without any specific operational procedures，only set general rules for the use of compensation funds. The inadequate judicial mechanism for reinstatement is another side of the problem.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reform on trials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in recent years，new adjudicatory methods and notions，such as compensatory restoration and alternative restoration，have been accepted and applied in a wider range. However，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a well-developed and fully functioning enforcement scheme to guide how to enforce judgments，how to supervise enforcement，and how to respond if enforcement is frustrated，due to which the purpose and effect of such judgments may fail.
We suggest that，firstly，we should explore and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mpensation funds for damage to marine ecosystem with concerted efforts of various sides，including the departments of finance，auditing，environmental protection，natural resources，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and the procuratorates and courts，and we should intensify efforts to collect the compensation funds and regulate the use of them. Secondly，we should establish a group with joint efforts of departmen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natural resources，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and the procuratorates and courts，which will take charge of the reinstatement of the damaged marine eco-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duties assigned to them. The group will formulate reinstatement criterion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damage types，and invit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to carry out the reinstatement to deliver satisfactory results.
（Ⅳ）Criteria for the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need to be standardized
The problem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counties and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organs may use different documents and procedures when dealing with similar administrative acts. For example，after making a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to impose a penalty on the private parties，some administrative organs only send public notice to the private parties for one time，and some will send notice for a second time before enforcing such decision. And the notices sent by different authorities are using diffident titles and forms，making the private parties quite puzzled. Another side of the problem is that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counties and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organs apply different criteria and make different decisions to deal with similar administrative offences. For example，for illegal fishing activities with the same or similar circumstances，administrative organs in some cities and counties may impose a fine only，but some others may confiscate the fishing boats as punishment.
We suggest that，firstly，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formulate specific norms to regulat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for some activities that occur frequently in the province，such as illegal occupation of sea area，so as to address the inconsistency of law enforce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from the root. Secondly，administrative organs should always ensure that their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are reasonable and to the extent as necessary. Thirdly，the judiciary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adjudication and review the purpose，compliance and legitimacy of the administrative acts when handling such cases.
The road ahead is long; striving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Haikou Maritime Court has been working tirelessly and has made notable progress in the trial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ase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o face. In the next step，Haikou Maritime Court will continue to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intensively study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nd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To align with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vince to build a national eco-civilization pilot zone for demonstration of reform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 series of pilot zones to demonstrate the coordinated land and marine development，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values，and clean energy development，Haikou Maritime Court vows to strengthen judicial protection of marine eco-environment to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development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inan national eco-civilization pilot zone，so as to provide stronger judicial service and guarantee for Hainan province in deepening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